陆机与入洛南方文人的交游

陆机入洛之后,虽然也备受侮辱、歧视,处境艰难,但他还是凭借着家族的威望、个人出众的才华成了入洛南人的领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南人集团.他常常与其他南方士人通力合作,共同引荐同乡进入北方社会.这时与他交游的南方文人除了陆云之外,主要有顾荣、贺循、纪瞻、戴渊等,他们不仅以诗唱和,传达友谊,而且在危难之际,彼此照应、相互提携.     

生死之间: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衰病叙事与生命意识

北宋文人尺牍中多有与衰病相关的叙述,他们或叙述病情,或倾诉病中感受,或分享医药建议。与宋诗相比,尺牍中的衰病书写更真实也更沉重,是文人患病心态的直接流露。尺牍具有非即时性、私密性、随意性、互动性的文体特点,最适宜交流关乎切身、具有一定敏感性且注重情感投射的衰病话题。通过长期而广泛的尺牍交往,文人反复咀嚼着生命的有限性与疾病的苦难,同时也在不断地倾诉中缓解着心理焦虑,甚至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最终,文人得以从容地面对生死,洒脱地发掘生命的意义,充实其日常生活与审美体验。北宋文人在充分理解了死亡之后,更加执着,迷恋于生命,这种对生死的叙述与超越生死的坦然心态,亦不啻为中国古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清初民间理学:以孙奇逢与张履祥为对象的考察

孙奇逢与张履祥都是清初著名的民间理学家,儒学气象分别受到燕赵文化、吴越文化的熏染,展现出侠客精神与书卷气息的不同。在学术宗旨上,张履祥恪守程朱,孙奇逢却先陆后朱,主张和同。张履祥成为民间学者与夷夏之辨思想的关系甚大,孙奇逢却在理论上推动了汉族士大夫与异族新王朝的合作。然而,他们都是实践理学的代表,对推动清初学风转变及民间理学形成作用巨大:张履祥从理论上为民间理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则对当时学风的实际扭转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江南与岭南:从文人游幕看清初文学的传播与文坛生态

清初岭南文坛的空前繁荣引人注目,这与文人游幕密切相关。易代之际,大批南下抗清志士的入佛与留居岭南,给岭南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带动岭南文坛复兴的最早的主体力量。而岭南幕府的工作与生活之需,使众多的江南才子千里迢迢游幕两广,幕府给予他们以经济上的巨大支持,幕僚文人尽其才力复兴岭南的文化事业。而府主与幕僚在政事之余,赋诗填词谱曲,雅集唱酬,他们与岭南文人广泛交友,共同打造了清初岭南文坛的全面复兴与繁荣。     

朝堂内外:北宋东京的士人交游——以“嘉祐四友”为中心的考察

东京士人的交游遍布朝堂内外的都市空间,他们日常的往复过从,营造出特有的社会氛围。身处北宋的政治中心,东京士人的交游与朝堂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嘉祐四友"的王安石、吕公著、韩维、司马光诸人,在宋仁宗时开始登上东京的活动舞台,在朝堂之外游从聚合。宋神宗即位之后,随着政局的变幻,"嘉祐四友"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彼此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基于在变法上政见的分歧,昔日的好友在政治上开始对立和斗争,个人关系也渐行渐远,朝堂外的交游更无从谈起。朝堂之外与朝堂之内既有不同,又密不可分。官场的纷争往往与个人之间的恩怨交织互动,伴随着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     

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研究——以滇人汉文著述为对象的考察

用汉文著述的文献典籍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在明代的云南,滇人汉文著述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疏密不等的地域分布特点,这种时空的差异,直观而典型地反映了汉文化在明代云南的传播与发展过程,此过程呈现出阶梯上升的发展态势以及“核心——缓冲——边缘”的地理格局.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北京研究的新视角——《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序

在现在的户籍登记中，已将籍贯与出生地分离，所以，我也名正言顺地成了道地北京人。除去“文革”中间的插队七年，我的日常生活一直与北京息息相关。如此长久的人生经验，并不意味着我对北京的都市文化享有更多的发言权。     

清代松江"医、士交游"与儒医社交圈之形成——以民间医生何其伟为个案的考察

江南何氏是一个有八百多年行医历史的世医家族,清代的何其伟是其中一位较有成就的医生.他在早年的科考及后来的行医生涯中,广泛结交官僚士大夫,从而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儒医社交圈",并将交往关系延伸到医疗活动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正是基于和儒者群体的这样一种摈除直接功利目的、充满文人风雅气息的日常交往,儒医成功地提升了其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业医声誉,拓展了行医的社会网络,在患者资源的获取和医患互动中,具有更强的优势和更多的主导性.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左派王学:出世信仰的彰显与入世智慧的尴尬

心学左派在晚明演变过程中异化为一种宗教或准宗教形式,儒家传统经邦济民的入世智慧因心学"良知"消解而体无完肤.无论是王畿的先天正心之学,还是泰州学派后期的居士佛学,都表明晚明心学发展到只有靠信仰才能延续的地步.宗教信仰的彰显对儒家入世智慧的侵蚀应该引起后人理性的反思.     

通远王崇拜:宋元时期泉州的神缘与商缘

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泉州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兴盛。泉州的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呈现着丰富多彩的局面,不仅外来宗教异常活跃,泉州本地的民间信仰在这一时期也非常兴盛。它们与泉州社会经济和谐繁荣密不可分。本文拟以泉州民间信仰通远王崇拜网络为例,说明宋元时期泉州神缘与商缘的和谐互动,对泉州社会经济的和谐繁荣所起的作用。     

《蝇王》:“日神”与“酒神”的人性冲突

为揭示人性恶这一主题,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精心营造了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理想环境。在这里,人性的善恶借助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艺术冲突得以充分展现。这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是按照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进行的二分法,而是两种精神在同属某个角色基础上的冲突和较量。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过程的再考察:基于思想引进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且最复杂的制度变迁进程之一,因此很难从某一个单一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地概括.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首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领域的进步、融合和创新一直贯穿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因此,本文从思想领域的开放入手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的历程进行考察,这一视角作为其它视角的补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改革开放的脉络.     

人类对意义的追求:贝格尔宗教与世俗化关系再考察

彼得·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提出了经典世俗化理论,引发了其后几十年学界关于宗教与世俗化的探讨,有学者指出了此理论的诸多错误,并提出了多种替代性或修补性的理论,贝格尔本人也撰文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改。但是,在这些理论的解释和困境的解决中,有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也进入了贝格尔和其他人的视野但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这就是贝格尔在《神圣的帷幕》中一笔带过的一个人类学前提——人类对意义的渴求。从这一人类学前提讨论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中西方宗教世俗化根源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