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法学的萌芽——《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表现出的语法结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文字”“音韵”“训诂”之外,应该再立“语法”这个部门。笔者这样主张,是因为笔者初步肯定中国古代有语法学。笔者这样肯定,是由于笔者认识到并发现了历代注释书,尤其是两汉注释书如《诗经诂训传》《诗经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孟子章句》《楚辞章句》《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中有丰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语法分析材料,这样,笔者认为中国语法学产生于汉代。又经笔者较为仔细考察,发现《春秋公羊传》(下称《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又名“春秋笔法”)中巳表现出对语句的语法结构分析。《公羊传》的传授与成书年代已有定论,无疑早于包括西汉毛亨《诗经诂训传》在内的汉代注释书。因此,似可作     

《三国演义》小字注考索

考察《三国演义》小字注的来源及其功能,认定小字注虽非一人一时所加,但小字注极有可能在罗贯中原本中便已存在。通过一条带有时代标记的小字注,初步分析《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代的可能性极小。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

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     

司马光指解本《古文孝经》的源流与演变

目前传世最早的《古文孝经》是北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本。南宋以来凡谈《古文孝经》者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甚至将"指解本"经文提出来,冠以《宋本古文孝经》之名以与日本传《古文孝经孔传》一并行世,《四库全书》也照此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文孝经》相比较,从而得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的结论。本文历考司马光《指解》的经本渊源及其流传、演变等情况,并证以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认为司马光《指解》传至南宋宁宗时,被人与范祖禹《古文孝经说》、唐玄宗《今文孝经注》合并,合编时对《古文孝经》进行大肆改篡,使"古文"原貌尽失,并造成误注为经(《谏诤》章"言之不通也")的现象。后人用传世"指解本"作今、古文《孝经》比较、特别是用来进行后出《古文孝经孔传》真伪研究,是非常靠不住的。     

“《文选》东传学”之一斑——菅原和长《御注文选表解》探析

《文选》成书之后,很早就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研究《文选》在日朝两国流传、刊刻、翻译、注释、评论、模拟之学,可以称之为"《文选》东传学"。《御注文选表解》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纪传儒菅原和长对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详细解说。"御注"可能是平安时代大学寮博士菅原家的遗说,其注重对语汇的解释以及文义的疏通;而"愚解"是对李善《表》以及"御注"的进一步解释与发挥,其特点是引用了大量典籍对上述文本进行详细注释,还援引当时流行的朱子学对李善《表》进行阐释。菅原和长的"愚解"是当时讲授的讲义,其不但对李善《表》进行分段解说,而且还对此表的结构与写作特点予以详细剖析。总之,菅原和长的《御注文选表解》是现存第一部详细解释与研究李善《上文选注表》的著作,对于研究日本中世纪传儒的《文选》学以及建构"《文选》东传学"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醒世姻缘传》成书时代

本文立足内证,抓住“特定地理方域”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称谓及有不同行政归属这一特点,分析小说中作者讲出的作者时代的三处地理:济南合属六县、山东六府、辽东四卫,得出《醒世姻缘传》在顺治十年十一月业已成书,蒲松龄不可能是《醒世姻缘传》作者。     

从黄帝到王冰:《黄帝内经》成书历程

《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传统看法不一,但都将其固定在某一时代,或黄帝时代,或商周时代,或战国时代。实际上《黄帝内经》成书是一个过程,它从黄帝时代发其端,一直延伸到唐王冰时代。正是这种滚雪球式的积淀,才形成这部融哲学和医学一体的伟大经典医著     

从竹简《文子》看"传本"《文子》

竹简《文子》四次称引的“传曰” ,当指早于竹简的“传本”《文子》。“传本”《文子》与今本《文子》经说体部分有着一致性。“传本”《文子》的撰作时代约在战国中期前后 ,广泛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九篇本《文子》是“传本”《文子》与竹简《文子》的合编本。     

《南齐书》标点一误

《南齐书·陆澄传》载陆澄与王俭书曰:“太元立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且弼于注经中已举《系辞》,故不复别注。今若专取弼《易》,则《系》说无注。”(见中华书局1971年标点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其中“《系》说无注”,应为“《系》、《说》无注”。《系》即指《系辞》,《说》即指《说卦传》。我们知道,王弼注《易》较《老子注》简略,而且对《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没有注释,后来,韩康伯续注。现今流传的《周易注》就是王弼注和韩康伯的续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又在“韩康伯注”下说:“王辅嗣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所附释文的校勘价值

日本金泽文库手抄本《春秋经传集解》30轴,晋杜预注,附唐陆德明释文(文永四至五年写),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将其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经典释文》进行对校,并参照了其他《春秋经传集解》善本,发现了手抄本的释文在异文等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以补正宋本之讹脱,并补充、纠正黄焯先生的《经典释文汇校》。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说岳全传》成书年代考

清代讲史小说《说岳全传》的成书年代存在康熙二十三年和乾隆九年两种说法。康熙二十三年成书说的三条立论依据并不坚实,存在漏洞。从梳理《说岳金传》中引用的《兴唐传》、《北宋金枪倒马传》、《飞龙传》等评话和小说以及《飞龙金传》和《听雨轩笔记》等资料中记录的信息来看,以上作品有文字可循的确切年代都是在乾隆年间,再加上评书艺人柳敬亭的表演内容和《说岳全传》各版本传承关系等侧面证据,从而支持了《说岳全传》的乾隆九年成书说。     

《释名》成书考辨

《释名》篇目今传二十七篇,毕沅以为原来曾有三十篇,根据《韦曜传》所栽和类书所引相关篇目考之,毕说较为可信。署名毕沅的《释名疏证序》可能为洪亮吉代作,准此,则该序与同署为毕氏的《补释名》观点抵牾问题可以释疑。关于《释名》的成书时间,毕沅、洪亮吉、叶德炯、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各有得失。从题署、郡制、州制、交往、物事等方面综合论证,可将《释名》的成书时间定在公元210年前后。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世说新语》及《注》成书年代考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最著名的志人小说,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南朝梁时,刘孝标又为其作《注》,其影响遂更大。笔者对《世说新语》及孝标《注》的写作年代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宋元嘉九年至元嘉二十一年间(432-444),而《注》则成于梁天监元年至普通二年间(502-521)。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左传》成书上下限推考

综观历代诸家研究和论证,《左传》成书战国说至少在史事叙述、天文记载、群籍称引、辞令、预言等方面有比较坚实的理致和证据。《左传》于卫嗣君五年(前320年)仍未写定,这是《左传》成书时代的上限。纯集疏《左传》卜筮事的《师春》既在魏襄王殉葬物之列,则资其抄集的《左传》至迟亦当在襄王卒年(前296年)写定亦甚明。概而言之,《左传》成书于前320年至前296年之间。《左传》作者最大可能是鲁人,还应与魏国有着深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