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及所有国家进行的研究,其中当然应该包含“东方学”,应将其列为“区域国别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而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如此可以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第一,需要从学术史上说明传统国学如何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第二,需要从学理上阐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需要从学术功能上论述中国的东方学如何进行东方区域认同与国别辨异。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认同--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二届年会暨中国史学会世界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综述

2005年11月1日至4日,由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组委会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二届年会暨中国史学会世界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历史中的文化交往与民族交融”、“全球化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研究”以及“中外世界历史研究范式转型和重要问题”等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一、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与世界历史体系构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世界史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端正学风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科建设,发展世界史学科”研讨会综述

由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和《世界历史》杂志社共同发起和主办的“遵循学术规范,加强学科建设,发展世界史学科”专题研讨会,于９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南京举行。来自全国１１个省、市１７所高等院校的三十多位世界史方面的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国内世界史研究在新...     

美国的世界史研究与研究生教育

我于1986年秋季来到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学习,在选修世界史研究班课程的同时,兼任本科生的“世界文明史”课助教,故有机会了解到夏大世界史教学的情况。去年12月,指导世界史研究班的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教授写了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World History一文,提交在华盛顿举行的1987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及篇幅都很适宜于用作向国内学者介绍美国世界史研究和教学的最新动向。在此只是想就美国学者对世界史概念的不同理解而稍加说明。作为国内历史系的基础必修课的世界史,通常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这一点颇令美国学者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的比重是如此之大,不同时讲授中国史的“世界史”是不能被称为世界史的,正如美国大学的世界史课程必须包括美国史一样。国内世界史教学的这种课程格局,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中国学生应对中国史有特别详细的了解,因此,中国史应属于另一专门的课程。这种安排虽是事出有因,但“世界史”课名实不相符的情况,既不利于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之发展,亦无助于引导学生理解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事实上,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并不排斥更为专门化的中国史课程,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亦极须增加与研究外国史的学者的交流。美国世界史教学可分为本科生与研究生两个层次。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教学目的。在夏威夷大学,“世界文明史”是文、理、工等所有本科生的必修课。授课时间为一学年,每学期三学分。美国学者认为历史知识是公民的基本教育之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素质”,(responsible citizenship)之基础。在美国的其它大学,亦有以“西方文明史”与“亚洲文明史”两门课之结合来服务于同一目的。这种将世界历史推广到如此普遍程度的课程设置,很值得国内学者参考。因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有专门知识的人材,而且还应使受教育者略为了解世界的过去与其现状、未来的关系,从而成为在现代化建设中较能把握正确方向的决策人或执行人。同时,普及世界文明史的教育,当然亦有利于扩大或充分发挥历史学系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在学术研究与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美国大学中“世界史”的涵义亦与国内历史系必修课的世界史稍有差异。前者不是简单地在内容上包揽全球性历史,而更多地侧重于寻找及应用新的、从全球角度来观察问题的宏观研究方法来解释历史现象,或者是选择那些具有国际性影响、反映了世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相互依存性的历史现象或运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以下的译文中,本特利教授凭其敏锐的观察力,论述了世界史学科的性质,概括了当前美国世界史研究的五大主要研究方法体系或动向:比较史学、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分别在生物·生态学或人类文化学与人种学影响下形成的两个交叉学科性的新研究方向。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夏威夷大学世界史研究班(seminar)的教学目的、细节内容,以及世界史领域研究的前景。本特利教授自1976年起在夏威夷大学任教,发表过十多篇有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论文,并已出版两本专著《人文主义者与圣经:文艺复兴时期对〈新约全书〉之学术研究》(Humanists and Holy Writ:New Testament Scholarship in the Renaiss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和《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政治与文化》(Politics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Napl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他讲授的本科生课包括:世界文明史(上、下学期)、文艺复兴(1300-1500)、宗教改革(1500-1600)和欧洲之扩张(1500-1900);指导的研究班课为史学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和世界史。此外,他正在写作两本新著。一本的主题为1500-1900年间欧洲与非西方文明之接触与交往;另一本则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研究现实主义思想家(如韩非子、Kautilya和Machiavelli等)。他的论述史学编纂方法的《二十世纪之世界史:三个发展阶段及研究前景之展望》一文亦将问世。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认识

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勃然兴起,一部部以“万国史”冠名的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鱼贯而出,载述着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支配了知识分子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们亟需改写“万国史”,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历史,阐发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与“帝国日本”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日本人愈加汹涌澎湃的“世界史”意识。他们将“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通过解释“世界史”来争夺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     

“救亡图存”与近代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

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都有自己的学术史，都有其萌生、发生、发展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约半个世纪，是中国世界史编纂的萌生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已鲜明地表现出这一学科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内容。它是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催生的产物，“救亡图存”是其担当的时代使命。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个人的世界史

个人的世界史与人类的世界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世界史,个人的世界史属于第三种历史范畴。第三种历史鲜明地强调了世界史的个性风格和个人价值,是一种更追求个性化的世界史。历史使人获得了最高的的生存意识,个人历史则使人类获得了最大的可能性和意义空间。个人历史的可能性永远都是历史意义的总和形态和本质规定。第三种历史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新史德”的要求。     

国际问题研究之我见——写给“三个”四十周年

国史修养对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世界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二、具备深厚的国史修养才能使“比较研究”令人信服。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视野下的当代世界

"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不仅对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历史作出合理、系统、完整的解释,而且正确地回答了现代世界发展普遍存在的疑惑,并大体准确预测了未来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充分集中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老中青几代学人的集体智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重大理论。     

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本世纪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宏观研究趋势，已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识到必须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然而，越是强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史，历史学家们便越容易认识到撰写这种世界史的过程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实际困难。至今，试图撰写世界史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①。但是，随着“欧洲中心主义”及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的史学思潮的驳正，随着世界历史体系的重新架构，近二十年来，在吴于廑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倡导下，在我国史学界，整体世界史观已得到基本认同。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整体世界史观不仅对重新审…     

日本左翼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兴起

日本左翼史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世界史研究包括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劳农派"和以上田茂树为代表的"正统派"。"劳农派"以理论见长,"正统派"内容丰富,包括"革命世界史"、"学术世界史"和"世界历史进化观"三个方面。20年代后期,这两派的代表作都被译介到中国并产生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革命世界史,另一些左翼学者继承和调整了世界历史进化观,而学术世界史和"劳农派"的世界史研究则被中国学界舍弃。这种发展、调整和舍弃与中国国情密不可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     

"伫看新编覆旧编"--论世界史宗师吴于厪的学术创新精神

吴于厪通过"世界史观"论文和"重大历史运动"论文,为后人留下一个既具有理论张本,又进行了具体概述的"新编"宏观史学"的雏型样版.拨开了长期以来研究世界史的迷雾,清晰地表述了世界史新观念,使我国世界史的研究进入独立思考阶段,称得上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     

试论周谷城研究世界史的理论和方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中国史学界逐渐分为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两大专业队伍。但自从有了这样的专业分工后，这两支队伍长期以来几乎一直都是“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彼此间很少相互交流和互相交叉——搞中国史研究的人很少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全局和中国史在世界史中所占地位的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同样，搞世界史研究的人也极少把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结合起来，甚至不把中国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内。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8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通史著作几乎都不包括中国史，这可以说是中国…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大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季耘刚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篇章。从此，中国大陆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奋勇前进，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台湾则沿着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改革、调整，成为亚洲的一条“小龙”。比较和研究这两个地区两种经济发展的...     

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六十年

严格来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形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处于奠基时期,出现了一些拓荒性的研究者和论著、译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世界史讲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在世界史体系的探讨、外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引进、专题史研究、经济_社会史研究、国别史研究、世界史学科基础建设等方面收获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通过回顾总结,我们期盼进一步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地位,加快建设中国本土的世界史研究学派,努力在更多的领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同时为国民传递准确丰富的世界史知识,培养国民的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     

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话语建构与中国方案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海外华人多集中于此,他们多以“社团”形态立根当地,不但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而且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海外华人社群为切入点研究华社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华社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当下对华社“文化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小、领域狭、队伍弱,急需加强。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亟待在“五个空间”取得突破：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化文学”案例分析。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既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又可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刘俊先生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取代通行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但我认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应该不限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人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就学科而言,“跨区域华文文学”应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     

略论中国农民战争历史的发展规律

一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因此,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规律性加以研究,不特有助于阐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可以丰富世界史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