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债法编结构设计探讨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纂的民法典草案以及专家学者建议稿陆续出台,表明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进程逐步加快。债法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行编排设计,曾在我国民法学界引起广泛争论。为此建议以民法典编纂为契机,在借鉴国外债法传统的基础上,系统汇总现阶段我国有关债法研究的优秀成果,据此设计出一套传统与现代相承接并适合我国国情的债法体系,即债法编。对我国债法编的系统编排设计,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创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构想——创制基本经济法是编撰经济法典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浓墨重彩

编撰经济法典包括经济法律法规按照归属于经济法部门所进行的编纂和基本经济法的撰写创制;创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是编撰经济法典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浓墨重彩。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我们已开始实行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以完全彻底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经济法也早已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制基本经济法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创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就是要创制"既是规范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微观经济的经营、竞争行为,又是规范政府等宏观经济主体的宏观经济的经营、竞争行为,以及保障人们的消费利益,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领域,统一确认、设定和保护主体的劳动力权"的基本经济法。     

我国法院实施宪法的角色定位及作用方式

依宪治国要求法院在宪法框架下运作,不能将宪法排斥在司法审判之外。法院不能取代人大行使违宪审查权,也不能通过其他方式适用宪法,但必须遵守宪法,按照法定方式援引宪法审判案件。依据宪法第126条,法院在审判中要适用"合宪的法律",因此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负有职权以保证所适用的法律合宪,必要时法院要对法律进行合宪性解释;法院对涉嫌违宪的规范性文件应依据法定程序提起违宪审查;法院还可以援引宪法进行说理;但法院无权在法律缺位时直接援引宪法审判案件。     

立法法编纂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部规范立法活动的重要的宪法性法律,其编纂和颁布为立法法治奠定了基础,为将国家立法活动纳入法的轨道提供了先决条件。立法法编纂的背景及其历史动因在于提升立法法规范地位、提高立法质量、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并适应全球化趋势。立法法编纂的成功与缺失同样明显,《立法法》颁布本身即为立法法编纂的最大成功;立法法制度与司法的协调性欠缺、立法法与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等法律渊源的协调性欠缺为其主要缺失。立法法编纂技术以及成文法自身的滞后性局限是《立法法》存在质量问题而受到批评的原因。     

文本、观念与实践: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变迁

宪法的发展大致呈现为文本变迁、观念更新和实践发展三个维度的互动、互构。我国的宪法文本几经修改,反映了党的治理理念和法治观念不断更新深化,也折射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十八大以来,依宪治国的共识已然凝聚,符合国情和制度结构的宪法实施及合宪性审查模式正在探索中,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供了理论思考与实践积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阈下的依宪治国论

宪法因承载民主价值和理性机理而成为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制度标配。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制宪社会背景的区别以及政党产生和制宪次序的差异是依宪治国的历史逻辑,决定了新中国不能选择西方的宪法道路和宪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是依宪治国的实践逻辑,依宪治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党的领导在依宪治国中发挥着领导和保障实施作用,是依宪治国的政治优势。宪法表述了党的领导成就,确认了党的领导地位,还应进一步规范党对国家机构的领导方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探析——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位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法合宪性问题。《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公布标志着该法在此问题上已有定论,但该法的法律位阶及相应的立法活动是否"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仍有讨论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该法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实施及实效,该法的特殊重要性更是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之立法"错位"的一个绝佳样本。该法作为国际私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和未来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决定了其立法权应属于全国人大,但该法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事实表明,我国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的有关立法存在严重的不科学和不规范问题,有必要从宪法和宪政的层面予以规制。     

论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

通过法律的宪法实施体现为内在的生活方式和外在的社会秩序。宪法文本规定由具体法律落实和实施宪法;法律体系的位阶决定由具体法律实施宪法;宪法的精神与价值辐射着具体法律领域。宪法将其文本规范、价值精神、基本制度和政策性宣言等融合于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中,且不发生合宪性质疑,宪法就得到实施。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宪法理念解读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党依宪执政的宪法理念凸显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强化了党执政的合宪性基础,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的具体化,其内在地要求党的宪法理念的更新。     

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精神——论《立法法》原第四条的修正

最新修正的《立法法》将宪法精神正式承认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之一,迈出了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重要一步。《立法法》上的宪法精神,主要是指用文义解释以外的方法解读出的现行宪法规范。宪法精神的提出,为建立包括文义、体系、历史和政策等方法在内的宪法解释方法体系奠定了基础,也提示探索确定宪法解释的立场,据此协调体系内部关系,树立和巩固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和政治权威。     

宪政之路与依法治国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 ,宪政则是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的治国方式 ,宪政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而依法治国必须首先依宪治国。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依据和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严格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 ,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建设高素质的执法、司法队伍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完成由人治向法治的新跨越 ,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构建——推进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主导的职能整合

作为宪法实施重要保障的宪法监督是一种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但过于宽泛的理解宪法监督缺乏现实意义,狭义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概念不谋而合。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不应完全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避免国家权力的重新洗牌。在备案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基础上,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同时通过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建构赋予最高法院强制力较高的"审查要求权",由司法机关对个案中法律条款的合宪性争议提交人大常委会决定,形成对审查权的外部制约。     

宪法进入诉讼——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齐玉苓案和孙志刚案的再思考

宪法诉讼是我国宪法监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宪法要想真正得以实施 ,起到国家根本大法的作用 ,那么就必须要让宪法进入诉讼 ,而宪法进入诉讼必然包括两个问题 ,一是宪法规范的直接法律效力 ,即宪法能成为人民法院裁决案件的直接依据 ,二是司法机关应当有权对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加强宪法监督 建设法治国家

法治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法治的灵魂是依宪治国,而宪法监督则是依宪治国的关键。所以,加强宪法监督,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宪法在私法秩序内的意义

宪法基本权利具有防御国家的主观性权利和客观法规范的双面性,其效力亦扩散于私法领域.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围绕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不同特性与法理联系,司法适用过程主要从三个结构层面上展开.但对于我国在私法领域中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的合理性需要进行反思,确定宪法介入私法领域的方式,在本质上是要明确宪法价值的取向.针对我国法治进程,主张应在司法实践中致力于通过对私法概括性条款的合宪性解释,来促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私法领域的生效与遵行,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依宪办事

在我国第一个宪法日,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要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切实增强宪法意识"。依法治国,包括各个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不能例外。意识形态领域也应该依法,首先依宪办事,不能违反法律,尤其不能违反宪法。然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是混乱的,违法、尤其     

合宪性解释与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路径选择

学界提出合宪性解释是实现宪法司法适用的一条新路,但因合宪性解释与宪法司法适用的概念不清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合宪性解释存在违宪审查与普通诉讼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与违宪审查没有本质差异,后者是指对法律解释的方案做出合宪性选择。宪法司法适用存在解决机构争议、联邦争议和宪法诉愿等宪法问题、处理法律的效力问题和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模糊、冲突以及解释选择问题等三重空间。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难以打开司法适用的局面,但普通诉讼层面上的合宪性解释则具备司法适用性,其宪法解释的性质也揭示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前途所在。     

论统一生态环境法典中行刑衔接条款的设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列入“一类项目”,意味着我国开启了继民法典以来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纂工作。基于环境法律体系化的政策要求、法律衔接统一化的法治需求、环境犯罪罪状填补精准化的实践需求,有必要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设置行刑衔接条款。相比之下,形式转致模式和附属刑法模式都存在较大缺陷,实质转致模式更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与统一法典化趋势。在实质转致模式下,应当注重规范保护目的的重合衔接、构成要件的从属衔接、追责的回转衔接,以恪守刑法的谦抑性。     

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的逻辑理路——以中央党内法规为对象的考察

将党内法规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当下,党内法规不仅是管党治党的利器,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党内法规尤其是中央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通过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进而促进宪法实施,部分党内法规对国家法律的出台和完善具有先导性作用.党内法规推进宪法实施的方式包括在党内法规中直接规定宪法内容和间接体现宪法内容两种,并呈现出集中于宪法序言和总纲、积极实施和消极实施并存以及以义务性规定为主等特征.今后,为了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在宪法实施上的作用,应当明确党内法规实施宪法的范围与限度,提升党内法规的立规质量,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加强对党内法规的合宪性审查.     

环境公共利益对环境权“入典”的阻却

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将环境权纳入环境法典之中，但环境权“入典”必然遭遇到与环境法典中的环境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随着生态利益上升为作为法益的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完成了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的转身，中国环境法律也已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体系化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普惠性和享受的天然性，使得环境权的创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中心的未来环境法典，从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到法律救济的全过程都难以针对环境权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规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