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异质性升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但是对于OFDI如何影响企业升级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边际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OFDI对企业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OFDI能促进以生产率提升为标示的企业升级,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中介机制实现。(2)反事实估计结果表明,OFDI企业如果选择不对外直接投资会抑制其升级,非OFDI企业如果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则会促进其升级。(3)全样本的边际处理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企业OFDI的潜在成本越低时,其边际处理效应越高,升级效应也越大。(4)从分样本OFDI企业的平均升级效应来看,高新企业大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在潜在成本非常低的情形下,国有企业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分别大于民营企业和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研究发现对于如何分类引导企业“走出去”、降低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成本以及促进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流入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OFDI更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母国显现,而以寻求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要动机流入技术落后国家的OFDI难以对母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以中国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术差距和对外开放水平仅有单一门槛,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重门槛,以上四个门槛变量在达到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单一门槛,但在不同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呈阶梯递减特征;政府对研发的支持程度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中国应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求先进科技资源的同时,持续培育吸收能力并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强化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和利用。     

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本文将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和中国从全球118个国家吸引国际人才流入的宏观数据相匹配，检验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人才流入显著提升我国企业在其来源国OFDI的参与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发挥作用的有效机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从国别收入水平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提升企业对高收入国家OFDI参与度，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寻求特征。但是，从行业技术类型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外资促进效应却主要体现在促进非高技术制造业企业OFDI参与度提升，技术寻求特征并不明显。此外，从企业所有制来看，国际人才流入在提升内资企业OFDI参与度方面更为有效。基于此，加快构建国际人才网络，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流入所带来的融资信息和资本资源，可以成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新途径。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非洲35个国家为例

基于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FGLS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反腐力度的依赖产生差异性,市场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国与东道国反腐距离越长,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OFDI。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应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

梳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出口贸易,即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出口贸易互补;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对东盟不同动机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中发现,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效率寻求和市场寻求两种动机,并且随着效率寻求型OFDI和市场寻求型OFDI的不断增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不断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的出口贸易.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推动国家间的贸易与投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选取2004年至2018年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具有较大空间关联性,两者均集中于东南亚、西亚和东欧,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呈现出向西迈进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两者总体上具有互补协同关系;不同动机下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异质性,资源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市场寻求型OFDI对出口贸易具有调节和抑制作用,而创新寻求型OFDI的出口效应并不明显。     

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     

“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以2009—2019年80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投资的“企业—年份—区位”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沿线数字经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和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在作用机制上，“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或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此，应支持更多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开展商业合作，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生态。     

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优质企业“走出去”。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影响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这是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东道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差异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国家间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对OFD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随着中国对东道国OFDI存量的增加,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减弱;以地理距离为门槛值,地理距离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路径

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新阶段的两大中心课题。为研究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对共同富裕“四个统一”的内涵、数字经济的新特征与新趋势进行分析,论证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普惠效应,为均衡发展提供了共享机制,推动了全社会共享数字经济红利,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生态协同和价值共创是其中重要的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进一步培育互联网产业平台,做强做优做大数字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市场向农村、实体经济融合; 数字平台企业需要承担更多公共职能,持续完善数字生态链、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为创新创业提供条件和保障,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四个效应”,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基于2003—2020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利用熵值法从省域层面构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指标,并测算出体育用品出口质量,从理论及实证上研究和检验数字经济赋能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的路径与机制。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体育赛事、博彩与培训等体育服务业发展,催生对高质量体育用品的需求;同时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信息技术共享降低了研发、运输、搜索、匹配等生产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与出口的供给质量。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高质量增长成显著正相关。体育用品出口质量和数量增长均以东部地区为主,但数字经济能够整合国内大市场,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体育用品的出口质量和出口数量,同时促进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体育用品出口数量的提升。数字经济基于“双循环”融合互动机制,通过促进本地市场效应、推动总出口规模和对外直接投资,赋能并推动体育用品出口的高质量增长。     

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心理认知

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度加深的现实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客观要求,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是势在必行。受到金融危机重创的世界经济面临重振、中国经济多年发展的有效积累和向好态势可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现实机遇和有力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已经相当成熟。然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在知己知蚀基础上理性制作战略规划,为实际启程做好精心准备,完成对企业“走出去”战略本身、企业“走出去”所在地国民文化及企业文化、有利于“走出去”的企业形象打造等方面必要的心理认知,中国企业“走出去”之路才会变得更加平坦、更加宽阔、更加顺畅、更具成效。     

资源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激烈,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型OFDI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强。运用引力模型研究2006—2014年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各投资动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具备明显的资源寻求的特征,中亚市场规模正向影响中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但劳动力成本和双边贸易对中国对中亚直接投资影响不显著。     

数字创新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要素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数字创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将全样本微观层面ICT专利申请授权量数据汇总到省级层面衡量数字创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探讨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规模效率。在计算机类数字创新、沿海地区、南方地区等情形下，数字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更显著。在2008年之后，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对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创新将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创新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制度距离对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

该文选取2005—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出口创造效应,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正向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不显著,负向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显著。该文进一步区分了OFDI动机异质性,发现制度距离对市场寻求型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从沿线国家收入水平来看,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对沿线高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促进了对沿线中低收入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数字经济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的黑箱解构——基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将数字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剖析3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门槛模型,收集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外)高技术产业的相关数据,测度其绿色创新效率,并分析数字经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大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非线性“U”型的门槛效应。第二,纵向上,有为政府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与后期显著为正,中期不显著为正;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在初期不显著为负、中后期显著为正,且边际递增。第三,横向上,“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分别在初、中、后期主导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第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区域协同水平可分为政府市场双高型、政府市场双低型、有为政府加强型、有效市场加强型。基于此,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调节数字经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结合政府与市场在不同时期的主导作用,依据不同地区有为政...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为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赋能效应,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且该结论得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支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两条重要途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较发达、技术创新能力较强、产业结构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赋能作用、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