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从市场保护到权利发展——转型社会中的区域治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区域主义大概可以分为政府联邦主义和社会联邦主义等不同的类型,这就决定了区域治理不仅仅体现为维护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治理,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基于公民权利保护之上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经历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功能性大区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建和权利保护的增强.在新一轮的区域治理中,公民权利与社会本位将被逐步强化,公民本身也不再仅仅成为区域治理的对象,他们既是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区域治理的行为主体.     

论网络空间主权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方案

“网络自由”“网络霸权”“网络军备竞赛”等凸显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危机,“多利益攸关方”和“尊重网络空间主权”两大模式在博弈中走向共识,“网络空间主权说”从学说走向国际认可。网络空间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最高权力,包括管辖权、独立权、自卫权和平等权。网络空间主权的行使对象是领网,领网作为国家数字新疆域,成为国家领土的有机组成。信息基础设施是领网的物理存在,网络空间是领网的具体内容,以传统领土疆界划定领网边界。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中国方案”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论、“尊重网络主权”原则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落实“中国方案”的国内法建构包括在宪法中明确宣示“尊重网络主权”,制定《网络空间主权法》,国际适用路径包括将“中国方案”纳入联合国共识性报告,正式确认网络空间适用《联合国宪章》,建立维护网络空间主权的国际规则体系。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从“区域主义”走向“域际主义”

作为对“族际主义”取向的替代，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但十多年来，边疆治理“区域主义”取向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提出阶段。根据边疆问题性质和影响的范围来确认“区域”所指，超越了“区域主义”取向边疆治理中行政区域划分的“区域”内涵，这种认识与思维以及体现出来的治理思维称之为“域际主义”取向。与“区域主义”取向范式对比，“域际主义”取向下边疆治理的理念、范围、主体与方式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域际主义”取向推动了“区域主义”取向向前发展，促进了对边疆治理内涵的整全性理解。     

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过“景洲现象”的分析

“公民治理”理论特色在于将以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从“公民治理”视角分析了“景洲现象”，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几点促进公民参与和基层自治的建议。     

习近平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海洋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法律意蕴，是国际海洋法发展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强化海洋多边合作，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网络，同时也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改革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国际社会应携手应对挑战，加快凝聚共识，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增强政治互信，以蓝色经济为重点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以“法律合作”为重点改革和完善全球海洋法治体系，以“和平解决争端”为原则构建友谊之海，以“生态安全”为指南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全球治理论析

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现实和全球秩序的变革密切相关.全球治理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颇存争议的概念,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解读,但它们都只是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方面.目前,全球治理模式主要分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有限领域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国内-国外边疆治理模式以及欧盟"合作性世界秩序"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同样不具有普遍性,在适用范围和解释力上存在各自的局限.     

粤港澳区域经济协调治理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论——一个法哲学理念冲突与协调视角

从区域经济协调治理角度来看,粤港澳区域发展规划应当类似于区域一体化概念范畴,如何处理区域经济协调治理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成为当前粤港澳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自然法学思想倡导自然权利和人权基本理念,充分尊重知识产权的个人权利;利益法学的核心概念将社会秩序的背后利益分为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等。在区域经济协调治理确定的法律秩序范围内,区域经济协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关系的平衡关涉各方利益的协调,而找到平衡二者的路径、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对于粤港澳区域经济协调治理尤为重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全球海洋治理：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框架

海洋具有广袤性、流动性、边界模糊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海洋问题具有全球性。全球海洋治理不仅呈现主体多元性、客体多样性、机制复杂性等特点，而且其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多维度性、整体性、自组织性，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类型学分析框架加以研究。从地域范围、物理空间、管辖权及领域议题等维度对复杂多样的海洋治理问题梳理与分析，可揭示全球海洋治理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局部海洋与整体海洋、国家海洋利益与全球海洋共同利益，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安全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的关系。实现全球海洋善治，正确处理好人海关系，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才是可行路径。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以欧洲委员会《网络犯罪公约》为例

作为全球化问题之一的网络犯罪,打破了传统民族国家领土界限限制,其治理要求建立全球范围的国际合作治理框架。欧洲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内容涵盖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各种立法技术协调不同国家之间刑事法律政策、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冲突。在公约的起草和实施过程中,为促进公约在更广泛的范围被接受,重视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十余年的发展,以《网络犯罪公约》为基础构建的打击网络犯罪的区域性合作框架正向全球治理机制发展。     

烟草控制视野下中国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立场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提供了一个被各缔约方认同的在烟草流行背景下实施烟草控制措施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在烟草控制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应坚持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辩证统一,充分发挥主权国家的核心作用并妥善处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行等相关工作.     

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法:特征、界分及应对

全球治理视野下现代民间商人法、全球体育法、跨政府组织网络以及国际标准、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规范均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是国家法,也不是国际法,只能突破实证主义国际法的藩篱运用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进行解释。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这些规范为全球法。全球法具有多元的法律功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但是正如全球化不是去国家化一样,完全"没有国家的全球法"不现实也不可能,全球法强调的是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跨国软法的作用,其主要从社会外缘发展起来并且日益重要,但其不能撼动国际法的中心地位。全球法与国际法、国家法有很强的互动性。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指数化

在全球治理中,社会逻辑是显性逻辑,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则是隐性逻辑.社会逻辑在全球治理理论中占有核心位置,而国家逻辑却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处于主导地位.鉴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一种共和主义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观.指数构建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SPIGG)项目组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就这一指数的数据采集、数据标准化、权重设置和计量模型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SPIGG指数的创设可以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把中国知识传递到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