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逻辑与现实路径

网络化已成为大学生的一种生存方式,但网络媒介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它对社会生活的负面效应不可避免,引导大学生适应媒介化社会生活势在必行。新时期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网络行为异化造成大学生社会角色迷失及其人格支离破碎;网络行为约束机制缺失冲击着大学生网络道德构建;网络媒介负外部性侵蚀着大学生身心健康。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构建立体化媒介素养教育模式,应着力于培育大学生的媒介伦理素养与主体意识,增强责任意识,理性使用网络媒介;大力强化教育管理者的网络媒介素养,提升实践育人能力,发挥协同效应;全力优化网络生态,降低网络环境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的风险。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风险沟通中环境NGO的媒介呈现及其民主意涵——以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为例

媒介对环境NGO的呈现,提高了NGO与潜在风险的社会能见度.环境NGO尝试接近与使用媒体,通过合法化和专业化的媒体策略谋求媒介的风险话语权,动员社会舆论,型塑风险公共领域,促进风险决策民主.媒体若将风险沟通的协商民主精神化约为戏剧性的争议,环境NGO若止于其自身的社会能见度,就必然忽视风险沟通理性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萎缩.风险传播应体现其沟通理性、公共精神以及民主意蕴.     

风险沟通中环境NGO的媒介呈现及其民主意涵——以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为例

媒介对环境NGO的呈现，提高了NGO与潜在风险的社会能见度。环境NGO尝试接近与使用媒体，通过合法化和专业化的媒体策略谋求媒介的风险话语权，动员社会舆论，型塑风险公共领域，促进风险决策民主。媒体若将风险沟通的协商民主精神化约为戏剧性的争议，环境NGO若止于其自身的社会能见度，就必然忽视风险沟通理性并最终导致公共话语的萎缩。风险传播应体现其沟通理性、公共精神以及民主意蕴。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风险社会与媒介表征

风险社会的形成与大众媒介表征密不可分:大众媒介通过拟态环境的构建,形成了公众的风险感知,促成了风险传播的蝴蝶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形成社会风险的三方面成因:价值层面上,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不足,价值培养欠缺;制度层面上,公益节目欠缺,政府信息制度贯彻不力;内容层面上:网络媒介的风险长尾效应日渐突出.     

媒介化治理：作为正在兴起的研究范式

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范式受到学界关注。从本体论看，媒介化治理指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中发挥媒介重要性的长期过程，其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媒介化理论、发展传播学和公共治理理论；从认识论看，媒介化治理的核心研究议题涉及媒介在治理网络中的角色功能、场景构建、方式手段、运作机制和效能评估等方面；从方法论看，媒介化治理研究涉及批判主义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媒介化治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双重动力下，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研究新领域。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

随着媒体逻辑的动态演进,媒体融合的重心正在从技术维度的渐进式融合转向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其实践呈现出"治理媒介化"这一全新融合表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置于"治理媒介化"这一视野下加以考察,其建设正面临认知失准、协同失效和效能失范三大难题。应然地看,只有将以"治理媒介化"推进媒体融合的功能转向和以机制体制变革释放功能融合的创新力两大路径作为着力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在创新新形势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意认同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广播嵌入基层治理的媒介实践考察

建国初期,广播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多维度化的：通过凝聚共识,将人民群众纳入到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政治议程中,使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以无形的电波建构农村集体生产生活统一的时间基础,通过开办在地化的自办节目,创建基层群众的交往空间,从而实现广播对微观个体日常生活的介入;广播节目围绕群众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等主题展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指导人民的生活,突出了农民的主体性。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当下媒介参与基层治理的启示在于：通过媒介的意义建构与认同凝聚,将社会治理主体有机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议题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的在地化优势,使媒体自身有机介入基层微观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为基层群众提供多元服务的方式,发挥媒介的治理功能,激发地方基层群众参与当地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决策意识,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可能。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智慧化城市治理：驱动、挑战与进路

在城市场域、数字技术、社会问题和现实需求的驱动下,新时代城市治理为突破现阶段治理之局限、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向智慧化发展。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进程面临着新旧理念冲突、多元主体协作不畅、技术应用风险、数据规则缺失、制度弹性不足等挑战。智慧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是回应挑战与难题的主要进路,要把握住智慧之“形”和人本之“魂”,从理念、主体、技术、数据和制度等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智慧化路径设计。     

媒介素养与中国公民社会构建

公民社会建构的实质是建立当下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正确理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大众传媒为公民社会建构表达和交换意见的公共空间。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认识媒介和利用媒介的能力。提高媒介素养,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视阈下抵制虚假新闻的策略研究

虚假新闻不仅误导受众,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破坏媒体的公信力,还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媒介融合趋势的不断加速,各种形式的虚假新闻有增无减,花样百出。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是遏制虚假新闻泛滥的治本之策。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对新闻媒体、媒体从业者、媒体受众以及媒体把关人等不同主体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媒体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制化水平,引导受众理性参与,净化公共媒介环境。     

善治图景下环境公共治理的法律保障——以软法为视角

环境危机的严重存在意味着我国急需在该领域进行公共治理,也理应走向善治。软法是硬法的补充,亦能与公共治理模式契合,应是其走向善治的合适路径。故环境公共治理既是硬法之治。也是软法之治。软法不但在国际环境公共治理中具体运用,在我国国内环境公共治理中也有具体实践,还须大力进行完善,以弥补硬法法治之不足。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公共治理的五大前沿理论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并非是对立之存在,而是互补之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理念层面上,突出服务理念;网络（化）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方面,强调网络结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治理方式方面,提倡整合或合作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理论在治理工具方面,主张大数据技术或智能化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治理目标或使命方面,认为创造公共价值将是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应将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等层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构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出整体优势,理论群优势。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能反观我国当前的治理背景、设计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又能在理念、结构、机制、工具、目标层面启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新时代社会风险的转变与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也意味着社会风险的改变。新时代社会风险的易发性和多元化、叠加性和虚拟化、耦合性和全球化等特征给现有的风险治理模式带来很大的挑战。现有风险治理模式面临自利化、粗放化、梗阻化的困境。基于党政领导、"互联网+枫桥经验"、大数据信息交流的风险治理思路,构建了由政府、企业、社区及其他非营利组织构成的"党政主导、网格落实、云层包裹"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智慧型"社会风险治理模式。     

政务视频号助力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当前,媒介基因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以媒介逻辑助推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拓展与融合。本研究通过分析政务号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逻辑,探索政务视频号参与社会治理的可行性,并以国家反诈中心政务抖音号为例,分析政务视频号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研究发现,政务视频号内容生产品质良好,但中介效应发挥有限;公众需求洞悉度不强,多元协同暂未达成。建议从强化以人为本的媒介化治理理念和加强数字技术应用两个方面提升治理效能。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作用、风险和路径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强有力的信息化手段,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和治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全面化、自动化、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增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网络舆情治理中仍存在着算法呈现舆情与真实社会民意存在偏差、舆情预测干涉和情绪分析复杂性导致舆情误判、虚假新闻和信息茧房问题误导舆情引导决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隐私伦理、数据垄断、数据滥用信息管理风险等新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优化技术升级,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综合化技术发展;完善舆情治理法制和理念,实现舆情数据管理应用机制升级;壮大人才队伍,培养复合型舆情治理专业人才;加强平台自律,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和算法素养.     

当“断联”成为奢侈品:数字戒断的媒介文化想象

尝试从数字戒断的观念入手，剖析数字媒体生态与人在行为、心理和精神等维度深度交缠的症候，反思数字信息生活被科技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现状，并从人本主义和公共性价值理念出发探索在数字时代重建人的文化自主性的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数字媒体生态的基础设施化、自动化和情感化三种结构性特征导致媒介依赖的普遍存在，而数字媒体对公私领域边界的破坏、传统社会层级的“数字复制”，以及媒介生态“情感转向”下人的文化能动性的觉醒，则是数字戒断的直接动力。当下流行的数字戒断运动在本质上是将“断联”商品化，而真正有价值的数字戒断实践应通过恢复媒介间性和重建专业主义权威的方式在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连接。     

数据规训视域下城市治理的潜在风险及其重构

数据技术在城市空间的多维运用已成必然态势.在治理实践中,作为新兴治理工具的数据技术既增添了城市治理的活力,亦使城市治理面临主体边缘化、客体风险化、介体数字化与环体复杂化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基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的立场,坚持城市空间主体性复归的原则,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深化数据治理的理性运用及规范技术治理的伦理旨向,以科学运用数据技术为实现城市善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