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知识学特征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各种法治思想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哲学、法价值论、法制度论、法规范论、法行为论、法社会学等不同法知识学形态,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使其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百科全书"的理论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特征,深刻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十个关系"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术体系以及话语特征使得习近平法治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使得我国的法学研究事业彻底地摆脱西式法治话语的影响,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法理学之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法学概论》课程思政建设的优势、价值与路径

探讨《法学概论》课程思政建设是推动法学类课程深刻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培养法治人才、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的重要渠道。《法学概论》承载着独特的思政元素,彰显着育人的个性价值、整体性价值以及外显性价值。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要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精神底蕴,以全面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责任意识和能力为重要抓手,铸牢《法学概论》课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育人根基,方能体现该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良法”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性地提出了“良法善治”的重要命题,虽然该命题作为法治中国的价值追求已成共识,但是对于何为“良法”,学界却是众说纷纭。准确理解把握“良法”这一概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良法”必须同时具备科学性、人民性、及时性和协调性的基本要素。“良法”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作用,其理论意义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突破了西方法治理论的“二元论”、促进了中华法系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还规定了“良法”的实现路径,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浅论“善法”法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已深入人心,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纵观我们亲历的法治实践,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片面认为,只要以法治理国家就实现了依法治国。部分地区搞的以法治省、治县、治乡工程甚至制定了一些违反法律、搞地方保护的侵权之法,与倡导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走入法治的误区。因此,法治建设工程中,“有法可依”“普遍服从”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所“依据”“服从”之法的“良”“善”是法治又一关键环节,是现代法治的基础。可以说现代法治必须是“善”法法治,九届人大通过的《立法法》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善…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的法治思想论析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较系统地阐发了“以法治国”的思想，第一次将西方的“法治”概念引入中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主张实行近代法治的思想家。本文通过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法治思想的梳理和研究，探讨黄遵宪法治思想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法治观念的中西源流考

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其序言中的"法制"二字修改为"法治",这一变更背后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和司法改革。从"法制"到"法治",书面措辞背后所隐蕴的法之内涵其实已经产生了巨大区别,这就涉及法律在国家政治中的定位、国家权力主体在法治运行中的权限。建立法治国家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思想渊源上讲,中国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强调通过政治精英治理民众,这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则更侧重法治本身的超验资源,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真理和道的持续发问探索立法之基,另一方面以神权为依托形成了相应的权力制衡。把人治与法治分立的政治哲学,未必是最高明的政治哲学,二者既非独立,更非对立,没有一个强有力执政队伍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邓小平法治思想初探

邓小平法治思想初探孙育玮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了解和研究邓小平法治思想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性思想,其形成不是凭空偶然的,而是有...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行政权运行机制试析

中西方法治发展虽然具有差异性,但行政权运行机制却很相似———从传统“单向控制机制”转向复合运行机制。中国当前应该选择弱化国家权力、培育市民社会的法治模式;同时,行政权运行应以“控权—平衡论”为理论基础构建法律“控—导”机制。     

柏拉图理念论的法治思想评析

柏拉图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柏拉图法治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法律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法律的仆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依法民主选举产生;要加强执法和法律监督,建立一个包括监察人员、护法官以及其他国家各级官员在内的监督网络,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理论特点,具有一定自然法倾向,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渗透着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和法治人治结合的理念。柏拉图法治思想的提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判例法援用的可行性分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视角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判例法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并非没有判例法传统,古代法律中也有类似于判例法的制度和原则.判例法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弥补法律漏洞,填充法律空白.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存在着判例法生存的空间与土壤,因而应改变过去对判例法的看法.判例法并没有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它是在严格权力运行程序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回归.应该在成文法框架内,确立制定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国法治社会根基的可贵探求--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法治进程、模式、路径等等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检讨、探索和省思,促进了法治研究和法治进程。其中,关于市民社会和法治的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说,这已涉及法治秩序建构的一个更根本和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最近马长山教授的新作《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下简称《法治》)一书,就是这方面较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法治》将法治置于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一历史发展的深层运动中去考察,并探讨了当代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和走向,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法治的社会根基。因…     

柏拉图刑法思想解读

柏拉图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史诗般的圣人,其思想之深邃,影响之深远,无人能及.柏拉图的诸多著作中,《法律篇》专门论述法律问题,其中一些法律思想对当下的法律实践和理论依然具有“史鉴价值”.本文以柏拉图的《法律篇》为蓝本,对其刑法方面的思想作一个较为细致的梳理.     

宪政机制的反腐功能

宪政在其自身建设的同时也践行着它的反腐败功能。其中 ,宪政民主创建反腐之公开环境 ,人权诠释反腐法理 ,法治给予反腐行为最终保障力量 ,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提供反腐前提。宪政的这些内容相互配合 ,构成反腐败的统一实践体系 ,为锻造公正国家和廉洁政府 ,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贡献     

基于“第二个结合”探讨儒家仁学思想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理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作出了深刻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论断。立足“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改革,由于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华,其育人目标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立德树人的目标一脉相通,而且儒家仁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相互契合,因而推动儒家仁学思想深度融入课程教学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最佳切入点。     

政府价值治理中的法治观及其实现

政府价值治理是立足政府治理实践而萃取的一个描述、分析性概念。政府动用公共权力、财力等资源进行价值生产、动员、整合等活动中的法治观问题,成为“价值治理”理论迈向深入发展的一个前置性议题。当前宪法法律上的核心价值观条款昭示了“民主+形式合法性”版本的形式法治观,它可以为政府价值治理供给具有较弱合法化论证能力的“薄规范”。但政府价值治理中“整合+权利”版本的实质法治观具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正当、持久的“厚规范”支撑。为了更好夯实政府价值治理的实质法治观,可以从宪法价值环境、法律规范化建设、行动模式等方面着力推进。     

法治与民生:地方法制的一种分析框架

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探讨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法制建设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但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创新现有的法治理念与分析工具.把法治与民生作为现阶段地方法制的分析框架,既可以凸显地方法制在整个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特色与意义,也可以明晰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等,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一种方向上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