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

梁启超在清末反对革命共和,在民初又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对梁氏的这一政治态度,学术界多强调其"多变"的政治性格,而对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似乎关注不够。对国体和政体关系的认知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在清末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民初则维护共和国体;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力图阐明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演进的一个规律:国体固然可以采取"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的过程才能逐步完善。     

民国初年马相伯的宪政民主思想述论

马相伯吸取西方宪政学理论,对宪法所研究的国家和国体,政治和政体,国权和民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严历批评了袁世凯及其继任者所推行的武人政治,积极维护民主共和,倡导地方自治,虽属照搬西方政治理论,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他始终维护宪政和民主共和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民初共和制、洪宪帝制均告失败悖论新探

民初民主共和制因民主基础薄弱而失败,洪宪帝制并非因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两种失败并行不悖。民初中国既不是一个完全传统性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完全现代性的社会,而是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备的过渡性社会,现代性不足以使民主共和制成功,传统性也不足以使帝制复辟成功。实际上,民初中国应该选择介于帝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的政治模式——过渡性强权统治。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及其伟大实践

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其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民主共和的政体、主权在民的保障、人人共守的法治、分权制衡的制度。其思想理论内涵丰富,系统完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卓越的独创性。而且于民国伊始,孙中山即进行了民主立宪,保障民权等伟大宪政实践。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孙中山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期间的“专制”论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武昌首义,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达成急需变革现实和体制的共识,西方政治学术的流传则促成中国与欧美、日本国体、政体的比较研究.各阶层通过报刊辩论,将中国落后腐败的症结归于皇权专制,至于变革方式是采用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是种族斗争还是民主革命,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各阶层存在分歧,最终,革命行动结束了理论争辩.各种“专制”论的传播以及抛弃专制体制的要求使各派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社会变革.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解析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毕生以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理想,主张主权在民,并试图通过以直接民权、权能分治的五权宪法、地方自治及以党建国的操作程序来建立国民当家做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模式之先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重民、爱民、利民,这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文章从概念的界定入手,对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主体内涵、享有民权和实现方式作多角度比较,阐释两者的差异,并试图寻求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暗合与会通。     

20世纪初年上海知识界国家观念的更新

20世纪初年汇集上海的新型知识分子,围绕民族救亡和民权革命的主题更新国家观念。张扬主权意识以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交逼侵凌,反抗满洲贵族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压迫;强化国民意识以推倒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共和国”。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从皇朝体制向共和政治嬗替,成为辛亥年国家制度变革的思想先导。     

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的内在精神探析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思想所折射出来的内在精神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应是:首先,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的设计着眼于寻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完整;其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体现着一种民主宪政精神,代表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再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体与政体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一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格     

严复“筹安”考

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在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公开批评辛亥革命道:“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并公然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随之,“筹安会”发起,其宣言把矛头直接地指向了辛亥革命,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长此不     

毛泽东的政体观念

按照毛泽东长期探索的政体理论与实践,政体的目的在于夺取和巩固政权,包括政权的所有权与行使权,分别与国体和政体相对应。政体与国体的地位和性质差异,决定了政体以国体为依据,必须与国体相适应。政体的职责在于反对敌人和保护人民,从而实现国家和人民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毛泽东优良政体的德性,在于政体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和政体在其目的方面的正当性。     

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梁启超在护国运动时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历史事实,应该肯定.为什么反袁称帝,主要是当时他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他敏锐地觉察到: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君主国体,建立了共和国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如果再言复辟君主制度是行不通的.梁虽曾保过“皇”,但是,这个时候的“皇”他却不保了.梁启超的这个政治表     

我国现行宪法的共和思想研究

研究我国宪法的共和思想不仅对发展我国的宪法科学理论,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和的词义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历史年号,而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主要是指国家政体.共和政体相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稳定、最好、最值得实行的政体.共和中有民主,但共和中的民主是受节制的民主.目前我国基本上实现了不同阶级、不同政党、不同民族、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不同阶级的共和表现在代议制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政党的共和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中;不同民族的共和表现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不同所有制的共和表现在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不同社会制度的共和表现在“一国两制”方面.     

梁启超对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研究

梁启超研究国体与政体问题的理论建树,构成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重要部分。该问题作为中国宪政模式的核心问题渐次展开,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成型,进而成为梁启超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设计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以梁启超宪政思想为对象,以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对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路线——国体与政体的基本原理、何为国家、何为国体、何为政体、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予以了清理和归纳。这些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宪政中国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把握梁启超国体与政体问题的思想主线,而且其对于转型期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启示。     

古典城邦政体类型及其成因

<正> 作为最早的国家形式之一,城邦的国体或本质是没有争议的,人们都承认它是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但是对城邦的政体则颇多争议。《世界上古史纲》认为;“城邦共和制度是国家的一种政体,一种政治形式。城邦的国体或本质则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城邦或奴隶主共和国”。书中它处亦有使用“城邦或共和国”这种术语的。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如果把城邦与共和国等同起来或认为奴隶制城邦只实行共和政体,那就未必妥当了”。“因为城邦曾出现过非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而这种政体决不等于共和国”。那未,城邦的政体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君主政体是不是     

“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滥觞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是封建专制 ,但在思想观念上 ,却一直涌动着天下属于人民的民主性思想 ,它以天下为公相标榜 ,反对君主私天下 ;它以主权在民为诉求 ,认为民心向背是政权转移的决定性力量 ;它以“立君为民”为鹄的 ,宣扬“民享”观念     

“民主共和”:中国式契约政治的构建

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经过新旧势力合流,结束清朝皇权政治.国内新旧杂糅的各种政治势力,受国际因素影响,以推翻帝制为目标而进行了权力博弈,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多数力量赞成嫁接西方“民主共和”体制,建立中国式的契约政治,从而试图构建一种别于君主专制的新型政治秩序.然而这种契约式政治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派系斗争性,基本决定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主文从的政治表达,此为“共和”夭折埋下伏笔.     

中国近代民权观念的肇兴

民权观的特性是由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民权观包括革命派与改良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的;民权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开辟道路,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本土,适应各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需要,适当地借鉴外域经验,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政治资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这体现在以“民权”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