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研究——基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双视角出发,构建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计量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对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存在显著影响;（2）异质性分析发现,主动返乡群体乡村治理参与意愿明显高于被动返乡群体,且在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表现上存在影响差异;（3）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资本在返乡群体政治效能感及其参与乡村治理意愿这一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当两者协调发挥作用时,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会得到显著提升。据此,研究提出进一步优化村庄社会发展环境、激活个体资本要素活力、提升基层政权治理效能,以激励和吸纳返乡群体有序参与乡村治理。     

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适应性变革

面向新时代,在乡村振兴战略启动下,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是创新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提取和凝练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现阶段由于村民民主认知偏差,政治参与度不高,民主治理效能不彰,农村基层面临着民主治理力量薄弱及基层组织职能有限等现实困境,应当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模型构建与仿真模拟

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驱动、组织协同推动、环境牵引拉动的结果。理清各驱动要素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构建驱动机制,对于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至关重要。基于TOE框架分析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要素及相互关系,以长沙县为例,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整个仿真中组织维度影响最明显,环境维度影响次之,技术维度影响相对较弱,而三个维度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党的领导、村民数字素养、应用场景创新。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创新数字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组织、技术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型路径研究

新型城镇化在赋予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孕育了乡村治理的转型.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及其引发的乡村治理难题的分析,从影响乡村治理转型的4个维度,即组织建制、乡村精英参与、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基层治理体制,探析乡村治理的转型路径,以期为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型战略提...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

数字技术可助力乡村民主治理要素全链条高效运行,助推乡村民主治理过程全方位透明呈现和助成乡村民主治理主体全覆盖参与。以切斯特·巴纳德系统协作理论为工具,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逻辑进行解析,发现数字技术赋能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作意愿和共同目的的重要支持,组织目标与个体目标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的必要前提,积极稳定的协作意愿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内生动力和必要保障,三者有机统一构建了系统协作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体系。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进程中,应在数字规划设计中嵌入基层意志,鼓励公众参与数字技术过程,在数字民主治理中融合乡土经验,以促进乡村民主治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角色定位及其完善

数字平台的参与促进了刑事司法公私合作模式的发展。数字平台因用户授权而具备平台秩序治理的平台权力,平台权力使得平台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分化出“网络守门人”“刑事司法参与者”两类角色,从客体化的基础设施演变为治理主体。然而,平台参与伴随着对人的主体性和隐私的正当程序保障问题,其背后是公私利益冲突,以及司法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分裂。完善数字平台参与刑事司法治理的基本方向在于,依据比例原则,从参与目的、干预措施和公私利益权衡这三个方面,划分公私合作界限,确立平台的拒绝权;以司法逻辑为本位,落实正当程序原则,完善平台协助和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机制,以及用户的权利保障和程序参与机制。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数字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改革及其风险规避

乡村社会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分散着技术化的和制度化的各类治理要素，链接着多元化主体之间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塑造乡村社会系统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有序功能结构。其中，参与性、智慧化、协同化是当代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设计有效落地的三大重要要素，三者之间的融合互动共同形成了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作为中国制度场景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的一种尝试，乡村系统集成改革通过吸纳式参与、智慧化赋能、嵌入式协同，塑造乡村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形成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融合乡村的多层次治理效能。但数字乡村建设仍要避免陷入运动式集成改革的窠臼，进一步打破数字化主义集成改革的桎梏，超越系统集成的“合成谬误”，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西方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我国乡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乡村治理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得以升华与拓展。可是,作为乡村治理模式的村民自治却遭遇了困境,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这两股力量的失衡制约了它的实际效果。然而,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给我国乡村治理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必将带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善治。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协商遭遇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协商渠道"堵塞化"、协商会议"形式化"、协商成本"高企化"、协商监督"短缺化"等诸多困境。化解路径在于: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乡村协商基础;完善乡村协商制度,建构乡村协商机制;建构协商法治化路径,促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发展乡村网络协商,降低外出农民协商成本;构建参与型乡村文化,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