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等考察,杜甫《卢氏墓志》所记杜氏大茔葬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六甲八卦冢葬法。根据杜甫文中提供的数据推算,杜审言所葬系八卦冢中的乾冢壬穴。杜审言之妻卢氏后葬取甲穴,则是采用"卧马"葬法。杜氏葬取壬穴,合于唐代五姓葬法中杜姓属商之说。卢氏祔葬而不与夫合葬,合于唐代士族的通行做法。杜甫文中称其出于卢氏"遗意",是尽力为卢氏美言。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唐代亡故宫女墓志铭文的文化意蕴

唐代亡故宫女的墓志铭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有着特殊的书写方式与格式。墓志铭文首先录宫女的姓氏籍贯,次录宫女的性格、职位、品阶,再录宫女的卒时、葬所,最后以“铭”文结束。这种程式化的书写方式跟唐代后宫的丧葬制度、等级制度、管理制度息息相关,体现出古代后宫制度对于妇女残害的事实。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唐代招魂葬习俗及其原因解析

招魂葬作为中国古老葬俗的一种形式,在唐代极为流行。不仅民间为战死、溺死或死后尸骨无着者举行招魂葬,宫廷里也为在政治斗争中的死难者实施招魂葬。甚至进入中原的胡族也为死后尸骨无着者进行招魂葬。当时的招魂葬有三种形式:一为以死者衣物或与死者有亲密关系者的衣物来招魂而葬,二为束茅或剪纸为死者形象来招魂安葬,三为在水边为死难者以衣履招魂而归葬。唐代招魂葬的流行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唐人的灵魂观念以及夫妻合葬的习俗息息相关。     

唐代书仪中的丧服衣服图解析——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例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丧礼服制图》(法Pel.chin.2967卷)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它对每一种丧服都从名称、式样、质地和尺寸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规定和示意,对丧服衣服做了详细说明,这在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丧礼服制图》为解析对象,解读唐代丧礼中的衣服图,并与唐代前后丧服图文记录比照研究,以了解唐代古礼文化特点,并为今后"三礼"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试析陈宏谋的丧葬思想及其助葬措施

清前期,各地因风水择葬、无力举葬而致停柩现象普遍,有禁不止;浅葬、浮厝、意外死亡也常导致棺骸暴露。"俗"与"礼"的矛盾凸显。陈宏谋在继承传统的丧葬事关王政、礼、孝思想的同时,反对堪舆、停柩等行为,主张速葬,并对棺骸暴露产生强烈的悲悯之情;认为士大夫在改变葬俗中具有重要表率作用。实践中,他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设立义冢、政府助葬、稽查停柩和暴棺、责令掩埋、训俗劝葬等多种措施,组织掩骼埋胔,力图使丧葬中的"法"、"礼"与"俗"达到和谐与统一。     

唐代亡宫墓志铭文的程式化演变及原因

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收录五千多方唐代墓志,其中宫女墓志一百多方,占近2%。这些亡宫墓志涵盖二至九品及失品、无品的宫女。墓志简洁明了,概括了宫女从入选到丧葬的一生,但不少墓志语言相同或仅简单修改丧葬年份,体现出浓厚的形式主义文风及程式化特点。在唐代亡宫墓志铭中,有些明确标明了职位和品阶,如刀人、典灯、司制、司设、典饩、才人等;另有品阶的亡尼宫如七品尼、八品尼等,其他则泛称宫人。大多数宫女都有品阶,最高为二品,低者为九品,岁数从20岁到85岁不等,然而这些墓志铭的书写并没有太大区别,常见格式为:…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新见两方有涉大明宫的墓志——兼说唐代文学、皇室婚配和仕进制度

根据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两方关于唐代大明宫的新见墓志,分析唐代文学、皇室婚配和仕进制度。研究认为,第一方为《唐故邕管营田判官左骁卫兵曹参军崔公及夫人赵郡李氏合祔墓志铭并序》,志主为崔成务,志文不以士族门第自矜而强调其文学吏能,并与柳宗元、吴武陵等形成永州文人圈;第二方为《唐故太子洗马杨府君夫人宝应县主陇西夫人墓志铭并序》,志主为宝应县主,志文中唐文宗为其或者还有其他皇家女择婿而下的在指定的十八家里"宜择名士族子"的诏令,墓志还记录了元日朝会,皇亲国戚在大明宫面见皇帝时的具体情况,且提供了一个皇帝敕赐给官(武职)的实例,颇具价值。     

唐代多娶制下夫妻二人葬的同穴权之争 ——以唐代墓志为核心

夫妻合葬是唐人普遍的丧葬观念,无论原配还是继室,大多都希望能够和丈夫合葬。多娶制下,原配与继室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同穴权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先长优先"的传统给予原配与丈夫合葬的优先权,继室主动将原配和丈夫合葬,或在逝前不要求与夫合葬,都会得到社会的赞扬。因此,在原配已经与丈夫合葬的情况下,继室多祔葬在原配夫妻的旁边。另一方面,"继室并嫡"的规定又使得继室拥有与原配相同的权利,因此,在原配夫妻尚未合葬的前提下,继室也有可能抛开原配而单独与丈夫合葬。继室抛开原配与丈夫合葬,客观上的因素是原配去世太久而坟茔难寻或迁坟不易,但本质上的原因则是丧葬多由继室之子或其亲属主持。从唐代墓志呈现的资料来看,不论是原配还是继室合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丧者的身份,礼法虽然是考量的因素,但不是绝对性的因素,是否有子承嗣才是关键。当然,继室与继子、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关系和父亲的意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丧者的决定,父权文化社会结构带给女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其身后也不能完全消失。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有可能葬在六盘山——再谈成吉思汗的陵地问题

成吉思汗死于何地,死后又葬于何地,是学术界多年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该文从成吉思汗带病用兵西夏、史料记载病殁六盘山,以及六盘山地区一些特殊地名、出土文物及当时交通条件限制及炎热夏季不可能长途跋涉将遗体运往别处安葬,作者倾向于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并就地安葬.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丧礼改革视野下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

北魏孝文帝的丧礼改革是汉化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三年之丧,增加汉晋旧制,恢复古制中的三临之礼及为贵臣和藩国主举哀,还对迁洛之人和吏民为君、故主服丧等作出规定等等.丧礼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化的成果,使孝观念深入北魏的各个阶层,并促进了北魏社会性质的转变.     

鱼行赟墓志与唐初经营西域史事考

鱼行赟墓志见于西安坊间,收藏地不明。志文言鱼氏为唐初武将,后在于阗战殁,武则天时期迁葬回西安。鱼氏墓志载其姓氏出自冯翊,还记载了其父祖在隋、初唐时期的仕宦。虽然志文载鱼氏出自华夏,然根据以往研究,鱼氏很可能出自西域。鱼行赟以三卫入仕,后长期在折冲府任职,唐高宗时期卒于唐朝经营于阗的战争。鱼氏墓志的出土,提供了鱼氏姓氏来源的新材料,同时也增加了一条唐初经营于阗的史料,弥足珍贵。     

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唐志所记本土商人政治地位及士商融合考探

通过15方唐代本土商人墓志身份认定与寻绎,展现唐代繁盛的商业帝国面貌,真实还原唐代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政治追求,揭示出商人向士人身份趋近的主流态势.初盛唐本土商人政治地位低微,墓主借用避世远隐"处士"之名隐藏贾人身份标签,志文中大肆炫耀墓主财富,透露出仕途无门的苦闷和身份认同的尴尬,商人表现出对文士生存方式、性情品行的效仿追慕.中晚唐本土商人的经济优势催生了其独立人格,商人墓主更显自信、理性、内敛,敢于与士族在文武官体制内争夺政治资源,同时墓主通过显示完整世系模仿士人墓志书写惯例,毫不避讳地在志文中坦露其对科举制度的不屑,财富力量消解等级制度,士商互渗对流模式正式建立.     

为谁而写:墓志文体的书写问题考察

墓志究竟为谁而写？这在墓志研究中甚少涉及。而阅读对象的设定,无疑会影响到墓志文体内容书写、情感表达、书写态度、文字表述等。本文以北朝墓志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墓志书写是一种多重书写：是向着逝者的书写,亦是向着生者的书写,还包括撰写者的自我书写;既为当下书写,又为未来书写。由于期待中的阅读对象是多重的,导致墓志书写内容、方式的多重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