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角下的近代中国邮政述略

伴随着清末国内外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清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西方一些先进制度,其中包括西方近代的邮政制度。清末开始的邮政国有化的推行和管理邮政事务专门机构的出现,推动了中国邮政近代化进程。到民国时期,实现了邮政统一,并日臻完善。     

论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缓慢发展

从1840-1949,是中国现代化艰难破生和崎岖发展的历史。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缓慢发展的历史进行一番全面的分析:一、国际视野中的比较审视;二、现代政治理念和实践的艰难破生;三、生产力水平的缓慢进展;四、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滞缓之原因     

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近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上的代言人,积极宣传爱国救亡,传播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法律学说,在不同历史阶段程度不同地推动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变革。但他们在抨击封建法文化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保留了封建法文化的腐朽传统,其思想终为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所抛弃而趋于衰落。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 ,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动力。     

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卢作孚是一位乡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实干家。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了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成功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北碚现象”。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碚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与法制现代化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变革所带来的政治观念和文化取向的转变都反映到了敏感的法律教育中,并赋予其新的使命。近代中国官办法律教育的发展史,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法制的演变。     

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

1840年以来,中国的绝大部分区域,通过开放港口及沿边商埠,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港口-腹地对中国近代交通和贸易体系、城市格局、经济区域以及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指向贸易港口已成为近代交通和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由于沿海沿江一些港口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城市,在不少区域实际已成为经济中心,从而发展为与政治中心城市二元并立的状况;20世纪前期形成的港口-腹地的格局至今仍在大体维持着;按照经济地理学的原理和近代的启示,当前的港口-腹地格局实际已预示着新的经济区的即将形成;远离东部港口城市和指向港口城市的交通道路是中西部落后于东部沿海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乡村织布业的历史地位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乡村织布业给予积极评价,甚至认为乡村工业是一种可以替代城市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且可以替代城市大工业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而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乡村织布业的繁荣具有历史过渡性,它与城市棉纺织机器大工业的一荣俱荣是传统耕织结合自然经济分解过程的一个阶段。从长期来看,同城市大工业比较,其生产效率的劣势是明显的,它的衰落不可避免。城市大工业的优势会至少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为止。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对此状态较为平和的求解之道是农村矛盾向城市的转移,即在城乡互动的层面上求得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延续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农民离村".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以追求和谐农村建设为目标的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现代化的顿挫

文章从"新学"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清末民初乡村社会现代化受挫的原因,认为近代"新学"教育体制的落实,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加剧了乡村社会矛盾,拉大了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这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试析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走向

中国历经坎坷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新型现代化。它的走向是“一个主题”,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大支撑”,即经济腾飞,人格再造,文化复兴。     

清末新政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本文旨从“现代性”的主体向度评价“清末新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作用,同时扼要分析传统政治统治不能利用合法性权威引导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客观原因     

现代化进程中的原生态话语——以近代获鹿县村规为例

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阿尔蒙德的结构一功能框架和派伊的命题式框架（即通过若干命题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可谓是具有突破性的范式,此范式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假设之上,即社会在整体上可分为“传统”与“现代化”两个部分,现代化过程就是现代化的部分逐渐膨胀,传统的部分逐渐萎缩的过程,也就是两者非此即彼、此消彼长。与此相对应,传统中国现代化研究也经历了从“冲击-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模式回,前者着重于现代化,后者关注于传统性,厚此薄彼、各执一端。诚然,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和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彼此的参照系统,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间组织——对近代民间组织发展机遇与挑战的探讨

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完善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准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标志.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在晚清北洋政府权威软化时,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事务,并在实践中促进了组织结构和观念的变革.然而受到专制文化和民间组织领导层软弱的制约和束缚,近代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面临着重重障碍.因此,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肆意扩张和增强民间组织的内在质素,是一项有待认真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