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台湾“战斗文学”的发展及其终结原因

在五十年代兴起以反共为目标的“战斗文学”,是“外省作家”的文学,是来自仇恨和反映动乱时代的文学,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文学.像《未央歌》一类只有少量“复国”词句的作品,不能视为“战斗文学”.“战斗文学”之所以走向衰亡而非王德威所说未曾“逝去”,是因为1991年当局正式宣布“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使“战斗文学”存在失去了根基.此外,“战斗文学”的倡导者心理不健全；创作源泉枯竭；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倾向；生产“战斗文学”的体制尤其是监管手段存在着许多缺陷；台湾社会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年代,读者早已厌倦这些打打杀杀及血泪控诉的作品,故作为一种因意识形态而兴、因意识形态而颓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战斗文艺”到了九十年代只好成为历史名词.     

马华文学知识谱系及其跨界建构

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台湾作为马华文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术场域,由于立足点不同,造成区隔鲜明又相互冲突的话语体系.以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为主要诉求的知识谱系塑造,反映出马华文学在多元政治与文化环境中的复杂性.解决文学史与观念史的偏离,有必要在“去种族”和“去冷战”前提下形成视域融合,建构一种基于文学现实的文学史叙述,从而使跨界研究获得学理对话与同情理解之可能.     

文学的特殊性与民族的认同感

我认为,叶石涛先生《总是听到老调》一文的观点,并非一时激动之辞,而是他深层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反映。尽管个别观点可能与他以往的观点有出入,但就总体说来,是其以往学说的重申与实现。它代表了台湾一部分作家对于“边疆文学”、“支流文学”这一假想中的台湾文学定位的忧虑与恐惧。因此,当两岸学人各自站在不同的公理系统来对话时,往往说不到一块去。就“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句话而言,其中“台湾”与“中国”的概念内涵,在两岸学人的认识和使用中,就有着细微的差别。前者涉及对具体文学现     

解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的遗民话语

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写有不少谈遗民的文章,在民族命运面临深重危机的情境中,周作人与遗民文化的此番对话别具深意。周作人的遗民话语呈现了遗民思想与生存的真实性、复杂性,他肯定的是思想通达而兼具民族气节的遗民,对历尽劫难仍保有闲适情趣的遗民深具同情。在移民、忠义、降节者几种乱世人生选择中,周作人对遗民式生存有所肯定,然而其“以气节为时俗”和“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观念又使他对遗民式生存进行了价值颠覆。     

意识形态·文学史·现代性——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

本文简析意识形态因素对台湾文学史的影响及台湾学界的反思,认为大陆版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但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响是缺乏舛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如叶石涛、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粗暴的简单化倾向,扭由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德威、黄芙娥、邱贵芬、杨宗翰等,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他们的现代性视野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罗兰·巴尔特与中国”：关于影响研究的对话

本文以访谈对话的形式探讨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各种可能性.两位共同作者所处理的问题包括:巴尔特的符号学和书写概念,他与叙述学的关系,巴尔特笔下的中国和日本,以及中国学界(含台湾和香港)的巴尔特研究的评估.由于巴尔特对于语言的再现功能和主体性的反思与批判是其一贯的思想脉络,本文特别用对话问难方式对“巴尔特与中国”及“巴尔特在中国”这两个议题从事辨证式的探索.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新学科建立的标志——读《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当然要具备诸种条件.但某部著作的出版,亦往往成为一门新学科建立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有“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史”这门学科.“文化大革命”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分家,而1980年《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当代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1979年起,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被介绍到了大陆,随后一些学者开始认真研究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台港澳文学又有独立出来研究的趋势.1991年,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出版,则标志着台湾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建立.从80年代后期起,人们在研究中又逐步认识到,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同于大陆文学,也不同于台港澳文学,应该专门地进行研究.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野

本文在考察近20多年来中国台湾、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对紧随美国批评动向的“台湾视角”和中国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中国”情结进行了评析,指出要深入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必须摒弃地域上的偏见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见,以华裔族群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文学想象等因素综合铸就的文学母题为切入口,以建构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联盟”,突破研究者内部的歧见和纷争,使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和认同更加明晰化。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自然主义诗学中的“想象”问题

与反对浪漫主义的历史情境相适应,自然主义奉“真实感”为最高原则,反对流于“夸张”与“幻想”的“杜撰”与“虚构”。但自然主义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其对“纯想象”的反对,正是要拯救和解放真正的文学想象——将其从“玄奥”、“观念”的高空拽回真实生活的大地。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核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徐新建教授访谈

从2010年6月第五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的举办,尤其是2011年2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题以来,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开始走向从“破学科”的边缘批判走向创建新兴交叉学科理论模式的新阶段.其中,“表述问题”成为了反思以文字为中心之“文学”观的理论起点和回归人类多元表述,尤其是如何“表述中国”的新契机.对此,学者们纷纷从案例、学理和方法等层面展开对话.本文围绕表述问题进行,也是这些对话的呈现之一.     

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之名与学理之弦

“海外华文文学”是反映中国本土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华文化流传与外播以后华人的生存经验与世界的对话,形成“内”与“外”有联系、更有区别的特殊的汉语文学形态.“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其“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有其“多元共生”的切实内涵,也有其思维路向的跨界之弦,在学术推演上因之要求以道观器,处理好“史”、“论”、“术”的关系.     

从文风差异谈海峡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取长补短

近年来,在两岸文评界都常可听到这样的说法;“搞港台文学的都不是一流学者”,“其实台湾文学由台湾学者来研究最合适”。对前一句话,我们不妨将它作为一种激励和鞭策;但后一句话,却不能不引起我的诸多联想和思索。台湾文学由台湾学者来研究,自然是合适的,但如果说台湾文学只能靠台湾学者来研究,即不尽然。这正像北京文学未必全靠北京学者来研究,上海文学也未必是上海学者的专属领地一样,何况俗话还说“旁观者清”呢。其实,大陆学者在这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中,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存在着海峡两岸研究界的…     

清初关中遗民生存境域与文学生态——以游幕、隐居、结社为例

文学创作者的生存境域是文学研究中的显题,而生存境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都是作者较为关注并得到表现的对象.明清之际关中遗民作为一个较为独特的士人群体经历了明清易代与神州板荡,他们身居异朝,心怀故国,或隐逸、或游幕、或秉承晚明的结社遗风,他们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其文学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反映了遗民的心路历程.     

世纪末浪潮——近十年台湾文学走向

自７０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论战后走过了２０年历程的台湾文学,和整个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一起,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笔者虽非预言家,但从本世纪最后２０年、特别是近年来台湾文学的变化看,或许也能试着勾勒出台湾文学在跨越世纪时,其发展的大致轮廓和趋向。首先从政治层面看,“政治文学”的崛起是近２０年台湾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它使台湾文学赫然增加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在８０年代以前的“威权时代”,台湾虽然有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但实际上并没有以国民党专制统治为直接批判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文学”。８０年代后,所…     

近代爱国志士丘逢甲

<正> 丘逢甲(一八六四——一九一二年),又名仓海,宇仙根,号蜇仙,又号仲阏,诗文中常署“南武山人”、“海东遗民”,祖籍河南南阳镇平县,祖先属于中原南迁的客家族系.南宋末年,丘氏先祖由福建汀州宁化县迁居广东梅州镇平县(今蕉岭县)直至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始由粤侨居台湾彰化县”.丘逢甲的父亲丘龙章“以教读为生”,人称潜斋先生.丘逢甲便出生在“台湾府苗栗县铜锣湾李氏家塾潜斋公设教处”.     

现代雅俗观:中国现代文学阐释的新视角——由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谈起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之所以能对既有的文学研究范式提出挑战,原因就在于它触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久被忽视的理论语域———现代雅俗观。作为一种文学史价值评判标准,现代雅俗观开启了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理论视野。然而,因受制于自己的理论预设,王德威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颇为悖谬的阐释,从而在开启思路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研究的误区。在这种情势下,对现代雅俗观进行重新探察、思考即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