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政务诚信研究述评

政务诚信作为一个政府应坚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底线,它不仅表征着一个国家、政府和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及其程度,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政治文明应具备的基本要求。在当下的我国社会转型期,政务诚信已关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以及执政能力的伦理基础。良好的政务诚信对于整个社会诚信的建构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儒家传统文化的现实教育意义

儒家传统文化当中有许多精华的内容,其中优秀的传统道德精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充分利用儒家优秀传统道德遗产,将新世纪大学生应具备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要求与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如,"天下为公"与现今提倡的无私奉献、"国耳忘家、公耳忘私"与忧国忧民、"仁爱"精神与关心他人和集体"恪守信誉"与诚实守信、崇德重义与大学生文明修身等。     

简论领导者的思想道德建设

所谓领导者的思想道德,主要是指领导者在从事领导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及道德水准,即领导者在行使公共权力、提供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重要时期,我们就加强领导者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作以如下探讨。一、加强领导者的思想道德建设,是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的关键环节领导者的思想道德建设与社会道德如何是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指出,“党是全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我们党。”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各级领导干部处于社会关注的焦点…     

培养新型领导干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现长期执政目标的客观要求.国家政权中的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主要由执政党的领导干部来行使.各级领导干部个体能力的提高,构成了党的整体执政能力提高的基础.只有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团结和带领群众完成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任务,党的执政能力才有最牢固的基础.     

论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

传统孝道蕴含了十分丰富的养老思想,是我国传统养老的道德准则和基本的行为规范。它促进了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养老难题。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传统孝道中的养老思想既有积极合理的一面,也有消极腐朽的一面。今天,在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正确认识传统孝道中养老思想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传统孝道在解决我国养老问题上的功能和作用,其意义将是十分深远的。     

论新的社会利益格局下党的先进性建设

当前社会利益呈现新的格局,对党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对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先进性建设。     

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认识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提高"五种能力",体现了我们党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准确把握,也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世界上一些执政党丧失政权教训的深刻反思.一个政党是否能长期执政,并不完全取决于执政党的主观意愿.任何一个党作为执政党,都有长期执政的强烈愿望.但客观上,各政党执政的实际效果大不相同.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人执政,怎样执政,以及如何认识、尊重和把握执政的基本规律.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执政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在于宣称自己多么正确,也不在于为自己执政制定了多么系统的法律依据,而在于是否注重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回顾与探索

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道德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滑坡’与‘爬坡’的争论"到"边调整边发展"和"在创新中跨越"三个大的时期。国家不仅重视经济建设,而且也重视道德教育,且更加讲求实效。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方面存在某些失误,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继承不够,使青少年的基础道德素养较差等。今后应从日常行为入手,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改革和改进教育教学方法,加强道德自律,树立健康的网络观,注重生态道德教育。其目的在于从心灵深处解决学生思想困惑与人格缺失问题,端正其理想信念,唤醒他们的民族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     

邓小平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探析

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蕴涵着丰富和深刻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其中所体现的强烈的执政党意识,是邓小平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所提出的富于特色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而且对于党在新形势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与的必要性——走向现代儒家政治

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一以道德为主要关注点的文化传统如何与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与那种认为儒家应局限于道德教育的观点相反,文章认为儒家必须发展出一种参与性的政治,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参与是个人道德培养的必要手段;二是政治的独立性要求客观的制度结构而不仅仅是道德教化;三是我们人性中的缺陷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克服.     

"诚信"--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观念

"诚信",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道德原则,产生于远古的祭祀活动,发展于春秋的会盟活动。它以等级政治道德要求为核心,包括人神之信、君臣之信和君民之信,而这些内容为等级结构和法律所制约。从性质上说,"诚信"是中国传统公法文化中的重要观念;而作为普遍道德意义上的诚信和基于商品契约的诚信,并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独立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原则。     

道德力与社会进步

道德是人立身处事之本。当今时代,道德也是生产力和资本。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都离不开道德;道德与社会进步以及我们的生活、工作等诸方面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对提高生活质量,尤其是对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都大有裨益;道德力在促进人自身的完善与人际关系和谐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推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家治理、防病治病及做人等方面均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对道德权威的再认识

道德万能论与道德无用论代表两种对传统道德权威不同的审视结果；政治权威对道德领域的渗透，使道德权威变质为一种权威道德；政治权威树立道德权威的过程，抹杀了个人的理性精神；现时代道德权威的缺失，呼唤树立一种合理的新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应从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出发，注重培养人们的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科学精神，遵循人道原则、公平原则、进取原则。     

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层次性

当前 ,开展公民道德教育 ,推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关键是要落实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层次性。我国现阶段出现道德失范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道德教育层次性的不力 ,甚至缺失。因此 ,应从道德教育目标层次、内容层次、方法层次等角度入手 ,以求道德教育取得显著效果 ,使《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道德信仰：道德建设的本质与方法

信仰是道德的基本特性。把道德提升到信仰高度来建设,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信仰价值,有利于扩大群众基础,增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并与社会的政治信仰形成遥相呼应的互动格局。道德信仰包含了对道德的信仰与对善的终极追求两方面内容。解决信仰什么和为什么信仰的问题,可使道德成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追求。道德信仰的养成需要全社会的关注,既需要从道德体系上完善道德信仰理论,又需要政府政策性的公共引导,同时还需要创设仪式化的社会生活氛围使之加以巩固与强化。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Morality Politics vs. Political Economy: The Case of School-Based Health Centers

Objective . Scholars continue to debate whether morally charged political issues constitute a distinct type of policy question or produce essentially the same political dynamic as public controversies lacking an overt moral dimension. The debate will not be resolved until scholars test the determinants of putative morality policies with predictors drawn both from morality politics theory and from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many other public policies. This study reports such a test. Methods . We analyze data from our national survey of directors of school-based health centers. We us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models to predict the level of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services provided to adolescents. Results . Service levels were influenced not only by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as morality politics theory would anticipate, but also by the same socioeconomic forces that account for policy levels in other domains. Conclusions . Policy for morality issues appears different from that for nonmorality issues but less distinctive than commonly imagined.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论儒家义利思想的逻辑体系及其意义

一般人们往往以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尺度武断地将儒家义利观认定为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其实传统儒家义利观是不断“与时进焉” ,不断演进和丰富的体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儒家义利观体系 ,即 :本体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在道德本质上 ,它坚持了道义主体论倾向 ,逻辑表述为 :义为利之本 ,义重利轻 ,义以建利 ,义利统一。就价值而言 ,个体人在现实中所面对纷争进行正确选择应具备的道德素质是基础性应用价值 ;更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于政治伦理意义上 ,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传统儒家义利观 ,经过不断演进 ,通过有效解决现实世界利益冲突形成道德观念体系和操作原则 ,成为中国主流义利观 ,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