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旗地占有形式的演变

旗地是清政府分配给八旗兵丁亦即旗人的土地,又称“份地”或“一般旗地”,是清代国有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旗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清入关前和入关初,实行兵丁份地占有制,即土地由八旗兵丁占有和耕种。清中叶后,随着八旗份地私有化趋势加剧,清政府被迫改变旗地占有形式,由兵丁占有改为国家直接占有,陆续设立了八项旗租地、随缺地、伍田地等“公产”旗地,以维护旗地的国有性质。但旗地私有化的历史趋势是阻挡不住的。到清朝末年,几乎所有的滚地都已经转化为民间的私有土地。     

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

在清朝,旗人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初朝廷为了保证旗人的生计,从各方面给予特殊的政策。分拨大量的土地,发放丰厚的兵饷和各种福利,以维持其独尊地位。但在清中期,旗人却因多种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为了帮助旗人解决生计问题,清政府采取了鼓励旗人参加科举,增加旗人兵额,帮助旗人回赎土地和支持旗人从事农业生产等措施,但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清代东北地区"守堡"与旗屯管理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清前期和中期多数是旗人聚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地区的旗人实行旗屯管理制,守堡即是旗屯的基层社会主要管理者.清代东北地区的守堡,最早设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专为基层旗屯管理而设置,是一种"准行政"的旗人自治组织体制.守堡的名称与管理范围并不固定,体现了清廷在乡村治理上的实用主义特征.守堡选自于旗人,待遇、选任与考核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是清代"旗民分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守堡"立于官民之间",于"上"传达、协助,于"下"管理、教化,具有行政、经济、治安、教化等较为全面的职能,虽然名义上受州、县官府的管辖,但更多的是旗人自治.到了清末,守堡在旗屯管理和维护旗人利益上基本失去作用,最终被裁撤.纵观守堡制度存续期间东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这种旗屯自治有效地维护了旗屯社会秩序的稳定,基本达到了守护"龙兴之地"的目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守堡的设置具有其独特的政治意义;从社会层面而言,守堡的消亡是旗民融合的内生需求与必然结果.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艰难,其中作为四品官员的都司曹纶,因生计困顿参与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事,最终清廷将曹氏父子处以极刑、罪及家族,且追究失察职官、责成州县管理屯居汉军旗人,并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不难发现,清廷鉴于汉军个体反清行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不反映了对汉军旗人这一重要政治群体的震慑、严加防范以及强化控制。清廷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困境。     

民国初年的南京旗产清理与旗民生计筹划

辛亥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和社会身份的变化,南京旗民生存状态日益恶化.为解决旗民生计问题,民初二十余年间,南京地方当局在对旗产逐步清理的同时,努力筹划旗民生计,通过建筑旗民栖息所、实施工垦、开设旗民工厂和教养院、发放生计米折等方法扶助旗民生活,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旗民生计,并使部分旗民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然而,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资金的短缺、旗产纠葛等多种因素的存在,南京旗民生计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多数旗民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尽管如此,相关努力还是给贫困旗民以喘息的机会和空间,有利于旗民社会群体的社会转型和现代转向.     

清代八旗科举进士科中试额数考

在清代,“不分满汉,但问民旗”,旗人的政治地位很高。旗人享有诸多特权,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不仅满汉二榜分别录取,而且有固定的中试名额,保证了他们广泛参与政治的可能性。然而,中试定额是非常有限的,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多。     

论清代东北旗地的公产化

清代旗地制度的演变，表现为私有化与公产化两种相悖的历史运动。前者反映了社会经济自身运作的必然规律，而后者则反映了清政府对封建经济关系的调节和制约。清代东北旗地的公产化主要表现为清政府将部分私有旗地入官征租，设立各种公产旗地，推行八旗官兵职田制，实施京旗移屯政策。通过实施这些旗地“补强”措施，使部分旗地出现公产化趋势，旗地国有”性质得以强化。但这些措施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地私有化问题。不久以后，这些“公产”旗地也出现了私有化因素。     

乾隆朝驻防汉军官员出旗探析

乾隆朝令绝大多数福州、广州、京口等处驻防汉军官员出旗调补,而由满洲旗人充补驻防空缺。这一政策分两个批次进行,先由福州,之后推广全国。这一看似边防官员的调整,实际主要是清廷为解决京师满洲旗人生计所采取的措施。此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满洲旗人就业事宜,但同时使汉军、汉人官员数量减少,地位进一步下降,其升迁途径壅滞,由此产生了对清廷的不满情绪,同时也弱化了边疆治理。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清末新政中行政审判制度的解读

行政审判作为宪政的根基,任何一个迈向宪政国家的改革都无法绕开.晚清的立宪改革无疑为行政审判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政治可能性.尽管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未能如愿,但其中的行政裁判院与行政裁判院草案却开启了行政审判制度的中国之门.行政审判作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内容之一,其中的曲折见证了行政审判与政治改革互为彼此、相伴相生的关系.     

清代内务府官制的复杂性及其特点

内务府是清代职掌独特的衙门,负责宫廷、皇室的各种事务和上三旗包衣之政令。其机构庞杂,官制异常复杂。在设官上,不仅文武官俱设,而且有互兼及混乱现象;其品级的划分,不仅与外朝职官的九品十八级制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同一名称之职官,在不同档次、不同性质的机构中,品级不同。在选任上,又根据官员身份的差异、选官主体的不同和任官方式的差别,把职官划分各种不同性质的官缺,予以区别对待。     

“立宪运动”与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立宪运动”是晚清兴起的社会改革运动,吴趼人的多部小说对其有充分描写。研读这些小说,能够感受到作者对立宪运动的质疑、否定和超越,体悟到晚清知识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思索与选择。无论从特定视角描绘晚清社会思潮的变化与社会变革的画面,还是完整描述立宪运动带给国人的复杂感受、勾勒知识分子感悟立宪的心路历程等方面,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均具有独特价值。     

论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时期的转变

乾隆时期 ,与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相一致 ,八旗教育也经历了一个由兴盛转入衰落的过程。因清朝政府推行清语骑射的极端的教育政策 ,延缓了满汉民族融合的步伐 ,限制了八旗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乾隆时期八旗教育的转变对于清朝中期以后政局的发展 ,产生了不利影响     

论清初畿辅的投充旗地

在清初圈占旗地时 ,内务府及八旗贵族等 ,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补充庄园劳动力 ,曾一度大量收取投充人 ,投充亦成清初之“恶政”之一。八旗王公和内务府等将投充地亩设置纳银庄 ,将带投土地多者为庄头。另外一些没有带来土地的投充者 ,他们可以为主人分得绳地 ,并成为内务府皇庄和八旗王公庄园的劳动力 ,此类投充者解决了清初八旗庄园因“逃人”而致使劳动力匮乏的问题 ,故清初曾一时出现八旗赖投充者为生的局面。     

画坛“扬州八怪”与盐商

“扬州八怪”是中国绘画史上一批风格相近的画家总称,清代中期活动于扬州地区,主要靠卖画为生。盐商在扬州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奢靡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精神消费品的需求量大增。“文之极,画也”,盐商对绘画作品的需求拉近了与“扬州八怪”诸多画家之间的距离,画家依附盐商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使“扬州八怪”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独特的一个群体。     

云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绩效分析

基于效率论的视角,对云南省镇雄、腾冲、宣威三个“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县的财政状况、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因而,有必要全面推广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所需要的相应配套改革。     

试论清代在归化城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代为了防备准噶尔部,在归化城土默特地方设置了军事驻防,驻扎了八旗军队。个中原因除了归化城一带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之外,经济也是清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从农业、畜牧以及商贸等三个方面阐述绥远城驻防设置的经济要素,以揭示在该地设置驻防的经济原因。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