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其所是":萨特戏剧的否定性命题

萨特存在主义人生价值论里包含的"不是其所是"的否定性命题,要从根基上颠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决定论基础上的价值观.这种颠覆在萨特戏剧里主要表现为破碎了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所制约的历史想象,揭示了传统理性主义价值观所孕育的社会现实.     

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宗教观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继承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批判传统的学派。它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了传统宗教之后又对理性主义和传统的宗教观念进行了再批判和反思 ,其结论是 :理性主义的错误是将批判从宗教的神秘经验延伸到了宗教所表达的人类对终极关怀的追求 ,忽视了宗教的正面价值 ,因而也导致了理性主义走向其反面———宰制的非理性主义     

对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伯林“人的本质”理论探析

理性主义人性论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普遍人性论,在纵向维度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永恒人性论,在横向维度上则将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式个人。伯林的人性论正是基于对理性主义人性论上述三个层面的逐一批驳,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他主张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更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尽管伯林的人性论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但它毕竟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某些真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伯林的人性论对理性主义人性论的挑战与超越

在伯林看来,理性主义人性论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普遍人性论,在纵向维度上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永恒人性论,在横向维度上则将人看作是孤立的、原子式个人。伯林的人性论正是基于对理性主义人性论上述三个层面的逐一批驳,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他主张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更强调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尽管伯林的人性论有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但它毕竟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某些真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论王希杰修辞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王希杰修辞学研究和修辞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精神,浸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它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族精神内涵之间的关系。王希杰修辞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表现在对传统的“修辞立其诚”原则的重塑和“得体性”原则所表现的人文色彩。     

论批判理性主义的自身不相容性

本文对波普关于批判理性主义的论述作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自身矛盾，指出批判理性主义在整体上是一个自身极度不相容的哲学理论体系     

欧克肖特和中国自由主义

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的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它是人们遗忘了实践知识,而将政治作为一门死板的技术来对待的结果,它是书本政治,照抄的政治。它既排斥传统的政治经验,也不能以实践智慧来处理人类事务。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恰好是这种政治理性主义的又一例证。     

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与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哲学派别还仅仅是近代的事,然而作为西方哲学的一种传统,理性主义思潮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时期,在那里理性主义以它最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古代思想家已经开始认真思考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以及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和真实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理性主义是怎样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的,以及这种传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非理性主义沉思

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歌尔是这一思潮的著名先驱,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交的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及弗洛伊德主义是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存在主义是这一思潮的巅峰状态。非理性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思潮它的命运是多蹇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传统哲学家特别是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冷淡和拒斥。事实上,非理性主义也就是在与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现代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记住这样一个事实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把握非理性主义的实质,我们的分析也将从这种对立入手。     

论笛卡尔数学方法论及其在哲学与科学中的移植问题

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笛卡尔数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数学方法论的实质是兼具发现与证明双重功能的直观—演绎法以及这一方法的理性主义特征，可以揭示笛卡尔为他的数学方法论向哲学与科学中移植准备的主要哲学依据及其贡献与不足，还可以揭示笛卡尔数学方法论在移植过程中，其理性主义特征发生的变化及其变化的原因     

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透视

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理性传统的促进,即古希腊哲学理性传统的深厚影响、中世纪哲学理性精神的充分准备、文艺复兴人文思想的有力冲击。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给欧洲大陆唯理论和其他哲学的发展以极大影响。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哲学.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西方古代理性,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客观理性.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的客观理性逐步演变成主观理性,如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又实现了客观理性.但无论是绝对主义的主观理性还是相对主义的客观理性,都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并存在着理性高于非理性以及二者的二元对立倾向.     

"民间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批判

在民间法研究热潮中,质疑民间法及其研究之生命力的"民间法消亡论",实则蕴含着一个合理的内核,即它明确承认民间法被边缘化进而趋于消亡的命运乃是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的必然结论,因此,"民间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就是现代性及其理性主义的霸权逻辑.其错误在于无视民间法同样是具有自立性的事物并因此构成了实在法的基础,从而以"取消论"替代了"关系论".为此,在建设和谐法治的进程中,应当力倡理性商谈的进路,努力构造起以实在法为主导、社会规范为基础的复合型的法治秩序.     

理性极限及其突破断想

思维具有历史的特征.而理性思维只是人类思维的一个阶段.因此,理性思维及与之相对应的理性哲学都无法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理性哲学缺失与当下生活的对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极限.而理性的偏见与虚妄的悲剧价值预设正是这种极限的表现.打破理性极限的前提是将理性还原于历史中并具体列出突破理性哲学的叙述方案.     

发生认识论的哲学来源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发展心理学理论,而是一个关于认知的结构及其发生与发展的理论。发生认识论的建立有其深厚的哲学根源:它是在批判传统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皮亚杰看到,无论是经验主义方法,还是理性主义方法对于认知的结构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解释都是片面的,因为前者忽视了结构,后者假设了结构而没有注意到结构发展的自然进程。皮亚杰在对两者辨证综合的基础上,提出“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指出认识的发生与发展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先天地就包含着这样的结构,而且是因为我们作为生物对结构进行主动建构的结果。     

怀疑主义哲学的政治意蕴

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被认为是造成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主要因素之一,哲学中的怀疑主义则自始就构成对理性主义的质疑和解构。与理性主义哲学的政治构想所呈现出的过于乐观、自信的情绪和志向不同,怀疑主义哲学则用一种相对悲观、谨慎的眼光打量人及其生活世界,洞察到人自身的幽暗本性、理性有限的缺陷以及生存多元的事实等,促使人类对自身及其生活的可能和局限具有更加清醒、真确的认识和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因而包含了深刻的政治意蕴:对于任何试图依凭政治的方式创设所谓“完美至善”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志向应抱有足够的警惕和审慎|在政治领域,人类适度而节制地表现自己作为人的能力实为一种明智之举。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论18世纪启蒙理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启蒙理性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创了新的思想道路;它赋有浓厚的人文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尤其是启蒙理性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力量,这既是它运用于各思想领域的批判武器,更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动力.如此,卢梭、赫尔德、康德等都是对启蒙运动的真正"自我征服".正是这种自我批判能力拓展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虽然启蒙理性主义早已成为消失了的历史背影,但那一时代所蕴涵的"独创力量",则至今令人着迷,也许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回到启蒙时代的原因.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功效——一种均衡状态的分析

本文从理性主义的前提假设出发,采用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在现行制度供应学派(结构式)和制度需求学派(功能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沿着一种均衡状态的分析路径,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功效情况作了一个一般模型探讨,表明国际制度的建立与最大功效是制度供需趋于均衡状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