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思想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黄宗羲在批判理学流弊的同时，特别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提出的学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从总结明亡教训和清算理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是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重要内容。他提出的宽于取士，严于用士的取士制度改革，公其非是于学校的办学主张，实用广泛的科技教育思想及学用一致的教学思想对清初新思想、新学风的形成及近代实学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阳明的实学思想及其对新实学研究的启示

从中国思想史上关于实学思想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实学"一词至少包含了崇实黜虚、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三个方面的内容。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阳明心学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心学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实学思想,知行合一、力行实践、辨明义利是阳明实学思想的三大特征。阳明实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实学构建中具有启示意义:可借鉴其重视道德修养、知行合一的思想,从"正人心"入手端正人们的道德认知,以克服当前的道德危机;可借鉴其辨明义利的思想,加强"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引导,以改变当前社会的浮竞之习与见利忘义状况。     

从旧实学走向新实学——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有一种实学传统,其优点和精华是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治国兴邦,其缺点和糟粕是唯心史观、体系庞杂、为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现代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从旧实学走向新实学的历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与时并进,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立足中国现实,通过中国古代实学这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的旧实学发展为当代中国的新实学。     

颜李学派的实学教育思想

明中叶以后,基于对宋明理学崇尚空疏的学风的反动,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重视经世致用、提倡实事实功的潮流。学者们抛弃了性命天道的玄谈而转作当世之务的探讨,把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实学思潮。颜李学派就是实学思潮中的杰出代表。颜李学派由颜元(公元1635—1704年创立,而由其门生李(土恭)(公元1659—1733年)发扬光大,在清初“发掘震动于时”,“海内之士靡然从风”,影响极大。他们崇尚艺能,讲求经世致用,对宋明理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被称为“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在教育思想方面,颜李学派提出了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解,表现出浓厚的实学特色。本文试就颜李学派的实学教育思想作一简要论述。     

经世致用思想对新时期高校创业教育的启迪

培养经世致用的责任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召唤,经世致用思想蕴含的理念契合高校创业教育改革的本质要求,创新创业的严峻社会现实迫切要求大学生具备经世致用的能力。当前高校创业教育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学校和学生缺乏经世致用的思想、理念与能力。因此,经世致用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思想,对高校创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高校创业教育过程中,要努力培养学生务当世之务、实学实干的创业精神,要努力培养学生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的创业品格,要努力培养学生开拓进取、敢于创新的创业意识,要努力培养学生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创业能力。     

毛泽东与实学传统

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史学经世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毛泽东与实学传统间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方面。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实学传统的积极影响 ,完成世界观转变后 ,他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自觉地批判继承了这一传统 ,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毛泽东不愧为站在现代社会制高点上正确处理传统文化的一位大师     

中国实学的义涵及其现代架构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思想史的发展对实学的义涵提出新的解释，它不是单用经世致用来涵盖实学概念，而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各时代思想家所说的实学内容进行综合概括，指出它应有的含义，并且指出单面的“实学”概念在历史上的不相应和它对现代社会可能造成的偏颇。意欲消解传统的实学概念，将它推广到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内容上来。     

简论丁若镛的民本思想

丁若镛是朝鲜李朝末期倡经世实学雨兴一代新风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卷帙浩繁，他的思想建树高远，独树一帜。其民本思想是不同于宋明儒家，与时政紧密结合、重经世致用的独特的民本思想。在韩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吕祖谦的实学思想述评

南宋婺学的创始人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理学家,而是汲取了当时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具有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所谓实学,就是指"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研究"切用于世"的学问.吕氏实学思想主要有四:其一,正视现实,认为社会改革当是"向前则有功".其二,认为"合群策,集事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三,以"审订考察"客观之"实"为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其四,教育上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试论唐顺之对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

唐顺之是16世纪的文化巨人。常州古文、诗学的发展以及经世致用学术传统的形成都与唐顺之密切相关。其文学主张、实学思想及实践对常州地域文化影响深远。因此,后世常州学人大都怀有较深的"荆川情结"。唐顺之作为常州地域文化的标志人物直接推动了明清常州人文的兴盛。     

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评介

近百年来,明代赋役制度与国家财政,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其中针对中国历史上的逋赋现象某一侧面研究较多,且相对零散,而直接以明代逋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却极少。胡克诚《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一书的出版,恰恰是从逋赋治理的角度,开拓了明代财政研究的新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王夫之哲学的实学精神

在明末清初中国学术由宋明理学向清代实学的初步转型中 ,王夫之建立了以务实、重行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王夫之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也是清代实学的重要哲学成果     

清末子学复兴考

子学是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子学复兴应有自身的规律。子学起源于西周,繁荣于战国,中断于汉,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代,时隐时现,而大盛于清中叶。清末子学复兴的思想背景是与近代以来特定的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紧密联系的。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进步的学者为寻求经略国家的路径,试图从传统诸子学说中探索利弊得失,为治国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也得出子学不足以救亡图存,必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的先进技术,对传统的子学重新认识,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观念。     

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明代封贡防卫合作的思维与实践

基于军力的局限,明朝君臣的封贡防卫合作思维一直以明王朝的现实利益特别是王朝军事安全为核心,奉行一种务实性的军事外交政策,其要点在于有限怀柔与谨慎合作。在这种根本的政策思维之下,所谓和平外交、存祀主义、中立主义、干涉主义各种具体的外交政策与策略,皆各得其所、各尽其用,颇有可采,这在明朝有限的封贡防卫合作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虽然自嘉靖中后期始,特别是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在东南亚海域的外缘封贡防卫体系逐渐被破坏殆尽,以陆上毗邻属国、属部为核心开展的封贡防卫合作也愈加窒碍难行,明朝封贡防卫体系的圈层性收缩与封贡多元诉求的退行性选择日益明显,但仍不脱维护本土安全之要旨,亦可谓世异时移,攻守之势相异,因此不能以汉唐盛时之事苛求于明人。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哈达、叶赫“构兵”不息原因浅析

哈达、叶赫同为明代后期扈伦四部中的著名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战争成为两部关系的主题.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朝"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另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利益纠葛及由此产生的争端.其中,前者是两部纷争的根源.结果,双方在战争中互相削弱,最终走向共同灭亡.     

浅议明清时期晋商管理思想

明清时期的晋商,这一华商杰出的商帮,驰骋华夏五百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将其管理智慧、管理艺术推向极致,积淀了卓越而丰富的管理思想。对明清时期晋商的经营与管理活动进行研究,从中凝炼优秀的管理思想,在今天的企业管理中弘扬光大,使今日之晋商能象明清时期那样,走向世界,再铸辉煌。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天然和尚函昰与“函”字辈诸人的交往

与礼空隐道独为师的“函”字辈诸人,或早卒,或抗清而牺牲,或为遗民,其与天然函禅师的交往,表现出那个时代岭南佛门的禅僧具有强烈的遗民倾向,其价值取向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