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批判角度出发,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出发分别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方式,并主张通过积极的社会实践克服异化;海德格尔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人类的拯救在于对“存在的看护”。     

必须补上批判形而上学的这一课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必须同时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既是十一层三中全会以前多次发生的主观主义偏差的主要特征 ,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受到干扰的主要思想根源。扫除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战斗。     

海德格尔晚期语言批判思想研究

海德格尔走的是一条思想的事情的规定的道路,此条道路经验着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体现在世界的世界性和历史的历史性中,但在晚期更凸显出其批判性.海德格尔晚期的语言思想是通往纯粹的,因其通过对非诗意语言即日常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以及技术语言的批判,努力克服了语言的不纯粹性及工具性的理解,为语言的本性即诗意语言的显现开辟了道路.     

魏晋士文人的自然生存美学

魏晋之后,士文人的生存形态明显不同于此前的士人,由儒家的价值生存形态转向了自然生存形态.源于老庄的自然生存,被转化为现实中可行可见的自在和逍遥,自然生存成为士文人日常生存中明确的美学目标.从阮籍和嵇康等追求返回生命本然状态的自在和逍遥,到"外在自然"走入两晋士文人的生存视野,再到陶渊明返回南山实现"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合一的诗意栖居,魏晋的士文人构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伦理生存的自然生存美学.     

日常生活的沉沦与拯救--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十分庞杂,然而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却始终体现着他对人类生存现状尤其是人的日常生存的忧虑.在<存在与时间>这部成名作中,海德格尔用独具特色的哲学术语描述和批判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他转向技术探求人类异化的根源,认为正是现代技术制造了常人,导致了人在日常共在中越来越远离他的本真存在.进而,海德格尔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道路诗与思,主张通过诗意的栖居破除常人的统治,回到一个澄明、无蔽的本真存在的源始世界.     

海德格尔的政治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公案是透视海德格尔政治思想的视角,但此公案应该置于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海德格尔批判自由主义的自我和民主制度都是无根的政治学,认为自我脱离了大地民主制度是技术组织下的产物。大地和精神既是海德格尔主张政治回归的源初之地,又是其政治形而上学的落脚点。     

形而上学的殊途:海德格尔与道家

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于哲学的发展史。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全新视角的探索,使他成为20世纪最富魅力的哲学家。通过对海德格尔"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与道家"贵己"思想的对比,对海德格尔达到"本真"的途径与道家"复归于婴儿"的思想的对比,对海德格尔"个体化"理论与道家形而上之"道"的对比,可以发现:道家的"道"与海德格尔的"本真状态"不同。老庄道家思想的精髓在于"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精神;"天人合一",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致虚守静",弘扬身与心和谐的生命超越精神;"无为而治"提倡社会生态观。海德格尔与道家的思想都是本国度和本民族正统思想传统的反对之声,它们在主张贵己、返真、不为外物所累上具有高度相似之处,但海德格尔反对形而上学本体论、重视"个体化"原则;道家则主张形而上的抽象的"道",因而两者又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两种根植于中西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形而上学思想,开拓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哲学道路,为后来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哲学研究空间。     

对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批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实质上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观,它只是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的一种新的哲学态度。它是对何以作为科学事实或科学真理的一种哲学思考。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倡导:科学的客观真理只允许确认事实,要求科学必须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因此“形而上学”必须排除,既而哲学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逻辑实证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们都力图排除形而上学,使哲学科学化,但是他们最终无法建立具有普遍性的科学观,因而使理论自身陷入不可走出的困境。逻辑实证主义从经验证实原则出发来企图获得绝对真理的努力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科学虽然是人类理性的事业,但作为理性的承载者的人的价值和信仰也是不可排除出去的。科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等非理性因素,因而作为认识论的科学观必然要包含“形而上学”。     

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抽象同一性的文化观及其现实意义

批判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构成马克思文化观的一个独特视角。马克思立足于感性实践说明思想观念,批判近代形而上学对一和多、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关系的颠倒,对阶级利益对立的遮蔽。古典政治经济学用"等价交换"遮蔽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为资本主义制度做论证,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但也指出资本有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文化的作用。在当代,西方文化从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走向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它们与形而上学仍有一定的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价值指向,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西方的"普世价值"。     

"在"的语法考察与生存论回溯——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对存在论的奠基

从语法考察入手并进而破解希腊的"在"的生存论意义,是海德格尔冲破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唯一通道".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展开了对"在"的"语法考察",从而初步完成了对希腊生存论的回溯,为后来<存在与时间>中成熟的存在论奠定基础.     

海德格尔论现代性及其拯救

海德格尔从其一贯关注的"存在的遗忘"这一最根本的哲学之思入手,考察现代性问题。关于现代性问题,虽然他只是简短地概括过其主要的五种表现形式,并未专门著文探究,但其对技术主义的批判、对文化的反思却是贯穿于其哲学思考的始终,显示出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力。对现代性问题的概括与关注起于对"物性"探索的迷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于艺术的拯救。     

胡风主观战斗精神与创作主体的哲学美学阐释

胡风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范畴的文艺思想有其哲学和美学基础。这种哲学美学基础的形成既有着复杂的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背景 ,也有着作为理论话语资源上的复杂的理论背景。但胡风确实又力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来理解文艺的哲学和美学问题。本文通过考察胡风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论述和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的论述 ,对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创作主体的观点进行哲学和美学的阐释。     

技术理性的批判维度及其超越

技术理性的发展及其批判是近现代西方思想发展的主轴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西方思潮发展和演变的路径与结果。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技术理性发展及其批判的基本脉络进行梳理,我们可以从认知的、制度的、文化的、发展的等不同角度对技术理性批判进行超越。     

现代文化矛盾与全球化理论批判

现代文化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挑战性议题,全球化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审视全球化与文化冲突提供了理论依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人与自身的活动成果关系出发,抨击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扭曲;罗马俱乐部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反思批判人的理性文化;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反思理论等理论批判维度,为把握全球化与文化冲突的辩证关系和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奠定了理论基础。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的实践哲学——析此书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及意义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用实践哲学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应涵盖其思想的前后期.然而,作为前期代表作的<真理与方法>在这方面所占比重和篇幅很小,以致人们很难将它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其实,伽达默尔这部经典本身就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它集中体现于该书第二部分的"亚里士多德解释学的现实意义"一节中.此节包含作者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解释学的解读,可视为<真理与方法>的核心,它奠定了伽达默尔整个实践哲学的基础,并影响到其后期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     

形而上学的复兴与二元论、罪恶问题

本文介绍了当代美国哲学界最富争议性和挑战性的理论转向,即由逻辑经验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排斥到模态理论对形而上学的复兴。模态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某些传统哲学的难题提出了新的方法和思路,其中在当代美国哲学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二元论和罪恶问题的探讨,前者构成心灵哲学的基本内容,后者则是宗教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以道驭技——现代生物科技批判的庄子式进路

现代生物科技持有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的基本逻辑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模式,表现出强烈的反自然性、异化特征,它向自然提出过分的要求,体现在物质化和资本化两个方面。物质化将人的活动限制在物的层面,片面追求物的有用性,资本化则导致生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庄子看来,技术的非自然性和异化的直接原因是"道""技"分离。为了克服现代生物技术的诸多弊端,一种庄子式的出路是采取"道技合一"的路径,实现"技不离道""以道驭技""道法自然"的完美结合。     

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

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存在论转变 ,这就是从传统哲学的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论到感性的、实践的生存论存在论的转变。生存论转向肇端于生存 (主义 )哲学 ,但其深远的意义却远未彰显出来。当代生存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在于结合马克思实践人学思想以及发展观念的时代变革从而推进生存论转向     

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连带的乡村教育思想都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问题及中国社会文化特质的认识与判断上的。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社会文化要义，还是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固持的理性精神与社会 / 教育路径，都贯穿了一种地道的社会学思维。他在理论陈述与付诸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与文化自觉，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需要的智慧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