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之关系

唐代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表明中唐以降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具备了掌握教育资源的能力进而有了获得政治地位的可能.地方士人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已经异军突起,这正好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说明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论牟宗三的儒佛之辨

佛之辨广泛涉及心性论、本体论、功夫论、伦理观等哲学基本问题,但受限于两教内部复杂之理论系统,遗留下“两教教间批判的不彻底”“同教教内批判的失当”“两教未能真正的会通”三方面的理论困境,这三方面的理论困境也是未能明确地建立一能代表儒佛同异的纵贯性的判定基准所致。近代,牟宗三从“体用”视角入手,在儒家,他以儒家道德性的“本心性体”为基点而建立起“实体性”“纵贯创生”的体用论;在佛家,通对“般若系”“阿赖耶缘起”“真如心缘起”“天台圆教”体用思想的诠释而建立起佛家“缘起性空”“流转还灭”的“虚紧无碍”的非体用的体用。体用论之异也成为牟宗三分判儒佛的基准性原则,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对学术史上儒佛之辨所遗留的难题予以回应。     

从《大学衍义补》看邱濬对“华夷之辨”的释读

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一书以其恢弘的史学视角和满富激情的历史评论,对儒家原典中的＂华夷之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补释,该书不仅重点诠释了中国传统对外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些主要特征,而且对古代外交政策中的得失给予了辩证而理性的评价。尽管邱濬受时代影响,对前代历史尚存一些偏见,但是,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思想巨匠,邱濬的历史批判精神、勇于提出问题的魄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仍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从"天人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

从天人之辨来看,孔子更重视人在实现德性幸福中的主体力量与能动作用,追求一种"为仁由己"的幸福,把德性幸福视为天命和人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德性幸福不仅是就社会人事而言的,更要扩及天人之际.在"山水之乐"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德性幸福于自然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颜之乐"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德性幸福于义理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知天"、"顺天"、"乐天"而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德性幸福于主宰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子的德性幸福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超越性,既具有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又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德性幸福.     

前燕慕容廆君臣的华夷观

幕容廆时期前燕华夷观的转变可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兴兵宇文、夫余(284-289),是慕容廆突破"华夷之辨"的尝试阶段,共5年;第二,"华裔理殊"(289-307),是慕容廆认识、接受"华夷之辩"时期,共28年;第三,"勤王杖义"(311-331),是"华夷之辩"对前燕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共20年;第四,"天授有晋"(331-333),发生了前燕群巨"请封燕王"之争,共2年.终慕容廆一世,"华夷之辨"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前燕君臣.对"华夷"之间的差距,慕容廆君臣经历了从意图冲破"华夷秩序"、漠视"华夷之辩"到认识到"华裔理殊",恢复与西晋的朝贡册封关系使"勤王杖义"上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尽管慕容廆的辅政集团吸纳了大批中原士人,但是这些士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以"请封燕王"一事为例,拥晋仍是部分前燕士人的民族情结.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李二曲儒佛辨研究

李二曲之学屡屡被认为“近禅”，但其本人却又是清初关学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二曲儒佛辨主要通过对“心”“理”、“体”“用”、“内”“外”、“静”“动”等哲学问题的诠释，展现其对儒佛差异的思考，其中虽然存在某些对佛教的误解，但恰恰反映了二曲对清初三教合流、王学冷落、儒学晦暗的学术现实及世风愈衰的社会实况的关注与忧虑。     

咏兰诗：诗人潜在审美需求的外化

美的实质就是“德” ,亦即理义 ,这种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士人对兰的欣赏。与兰的文化内涵紧密相连的是士人那敏感而柔韧的灵魂 ,无论是自况、比德 ,还是把兰当成象征物、代言人 ,多少都显示出士人在逆境中的狡黠与幽默。诗人之兰已非自然状态下的一叶一花 ,而是诗人经过提炼加工后艺术地再现 ,带有较强烈的主观成分 ,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论理学与宋代古文的兴盛

古文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承续着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 ,同时光大了唐代儒学复兴的思想渊源。在宋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新儒学成为思想文化建设的核心标志 ,因此 ,宋代的古文与理学实际上诞生于同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氛围。无论是文人古文还是理学古文 ,都深含着理学精神 ,并对整个宋代古文的行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