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

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

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文艺思潮论争中完成的。每一次现代文艺思潮的论争都影响着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推动俗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新文化运动引导俗文学研究"走向民间";"文学大众化"思潮助推俗文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回归;"文学民族形式"论争带来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民间文学主流论"思潮导致俗文学研究的边缘化。     

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及文学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     

《锁南枝》和《我侬曲》的比较研究——兼论雅、俗文学之间的情结

一部中国文学史上下3400余年,雅、俗两种文学的关系如藤缠树。雅文学的源头是俗文学。鲁迅先生因此指出,俗文学“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所以,“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然而,文学史上也不会雅文学反作用于俗文学的例子。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情结”(Complex)。下文,试举俗文学《锁南枝》与雅文学《我侬曲》之间的“情结”为例,窥探两者之间的厮扭情况。与此同时,对这两首雅、俗诗歌作品,赋予崭新的阐释。     

流寓文学:明代宁夏流寓群体生存空间转换的文化结晶——以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宁夏志》为例

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群的流动形成了流寓文学,尤其是文人谪戍与文人官员异地为官。流寓文学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梳理明代《宁夏志》、《嘉靖宁夏新志》、《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宁夏志》关于流寓文学的记载,可理清明代宁夏流寓文化的类型有宗室群体、与宗室相关联的朝廷高层文化人、谪戍群体、从事管理的各类文化人群等,他们上自"朝使",下至入幕文人。《嘉靖宁夏新志》里已专门罗列了"流寓"一类,明确记载了谪戍宁夏有代表性的文化人及其谪戍的原因。流寓人群与地方文化生成关系密切:一是移民生成地域文化,二是流寓人群带来地域文化之繁荣,三是留下了延生的文化根脉,四是体现了特殊的时代性,五是流寓人群直接彰显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深层影响着地域历史与人群的文化成因。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明代文人群体戏曲接受流变探微

明代文人群体的戏曲接受随明代前期和中后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明前期在官方禁戏政策的约束以及儒家道统、文统观念影响下,戏曲受到文人排斥,形成了文人与戏曲相疏离的态势;明代中后期戏曲活动日益繁盛,禁戏政策趋于废弛,社会文化环境较前期相对宽松,文人群体通过以"古乐"为戏曲音律源头、以<诗经>为戏曲文学源头的理论建构,使戏曲以儒家诗文传统之支脉的形式进入"正统"文学的范畴,从而完成了对戏曲的接纳.     

元杂剧的繁荣与中国戏剧之晚熟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中和之美"的艺术批评标准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以冲突为本质特征的戏剧长期受到压抑,直到元代才出现戏剧大繁荣。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也是制约戏剧发展的重要原因。元统治者对文学艺术客观上的放任态度为元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元代大都市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是元杂剧兴盛的土壤;元代知识阶层思想意识转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专业作家群,有力地推动了元杂剧走向繁荣。     

论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同时,元代文学也有迥然不同于其它时代文学的独特风貌。本文试对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作一粗线条的描述。文体变革与俗文学的兴盛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元曲自有其历史地位。然而从文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元曲的地位似乎较之唐诗宋词更为重要。元以前的     

元代的地方学官及其社会地位

所谓地方学官,专指中国古代主管地方学务的官员和地方官办学校的教师。元代的路府州县一般都有学校的设立,特别是兴起于唐代,繁荣于两宋、以藏书、聚徒讲学为主旨的书院,作为地方教育组织,实现了自身的官学化,成为特殊的学校。元代始终常设的地方学官,有专一主管地方学务、设于各省儒学提举司的儒学提举,以及兼有教师职务、设于各路府州县学或书院的教官——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和主管学校(或书院)钱粮、房产、书籍的直学。关于这些学官的设立、任用、考课、升迁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制度,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 然而,学官问题,不仅仅是制度问题。因为,学官是由文人儒士充当的,所以,对于学官问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元代文人儒士的社会地位,以及元代的政治制度和阶级状况。本文试图通过对地方学官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活动的分析,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们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一、元代地方学官的经济状况     

行道与守道：元至明初文人人生模式的生成与转换

元明两代的文人由于受到宋代以来理学观念的影响,同时又面对朝代更替、民族冲突与融合以及各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了坚守自己或行道或守道的人生信念,必须作出出仕与归隐的选择,并由此形成其不同的人格心态,同时也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元代文人因民族矛盾所导致的政治边缘化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旁观者心态,并构成其入仕而难有作为的行道理想失落与归隐山林而仍坚守儒者立场的"隐儒"身份。入明后的文人尽管有了出仕行道的机会,却遭致的是忧谗畏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遇,而更多的人依然坚守儒者的理想而隐居山林,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政治热情迅速减退,政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同时也使他们复归大雅的文学理想成为泡影。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文体之变,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宋金时期,一些文人词基于采风而发生某种"曲化"迹象。元代"北曲"取代词体成为文人歌辞体的主流,文人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乐府"观念中,继承律词、律诗的形式规范建构了以散曲小令为典型的北曲"曲体",在"俚歌"意识中保留了套数的民间歌曲形态,形成了北曲文体形态上的"雅"、"俗"两系。     

"不负科名":元末文人余阙述略——兼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出现的土壤

元末农民战争时期,为元王朝"死节"、"殉难"的进士达42人之多,死于安庆之难的余阙尤被推为这一类"不负科名"之士的代表.作为一位死节之士,余阙的出现,是儒家入世思想深刻影响元末士人的有力见证;作为一位色目文人,余阙的出现,又是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群体彪炳于文坛的一个缩影.余阙、泰不华、萨都剌、丁鹤年等少数民族文人的出现,与元代民族融合进程有着密切关系.     

试论元代散曲创作的美学特征

元代散曲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真正美学意义上的返朴归真。散曲创作是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生存状态 ,并且以俗朴、直露之笔展示了他们精神世界的俗文学。散曲创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以灵活自由的创作表现了元人的新的追求     

新儒学背景下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拓展

元代是中国古典艺术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性张扬的时代,元代的艺术作品体现出与前代迥异的审美理念。元代艺术精神的形成与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新儒学息息相关。通过自身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元代士人对以程朱理学、象山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接受和改造,发展和完善了"心境说"、"性情说"等审美范畴,拓展出独具特色的元代艺术精神。正是在此基础上,元代艺术家最终确立了中国古典文人艺术的基本范型。     

唐代乐人“善唱某曲”与词之生成

唐代乐人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某个乐人善于演唱某些曲调。当这些乐人从事歌唱表演活动时,往往把文人诗歌配入自己擅长的曲调进行演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音乐的创作、传承及接受有关。正是由于这一行为,促进了词体文学的生成与繁荣。具体表现在:形成了词牌及词牌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一调多辞与杂言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文人积极参与依调填词的创作活动,从而激发了词体文学的大众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