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偃师二里头》及相关问题

笔者长期亲身参加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实践,熟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材料,并参加<偃师二里头>报告集的执笔编写.因此,有责任对<报告>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加以补充和更正.同时对相关问题,阐明自己的意见,全文共分为十点.可供阅读<偃师二里头>报告集和对二里头遗址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东下冯遗址与夏商文化分界

针对夏商文化分界问题,学术界颇多争议。二里头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还是要被肢解,不仅关系到夏、商文化的研究,更关系到考古学文化理论的创新。以往在讨论中只注重二里头文化的倾向使得这项研究始终没有突破。如果把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结合起来考虑,则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确凿无疑。     

由墓葬制度看二里头文化的性质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发现的,自那时以来,已进行了多次发掘,目前,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中。在该遗址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铸铜遗址、各类墓葬及青铜器、精致的玉器、象牙雕刻、石器和大量的陶容器等。特别是两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表明这一遗址的某一阶段是一个已进入阶级社会的都邑废墟。 由二里头的层位关系及其文化内含知,它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和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一支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故命其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可分为四个文化期,文化遗迹和遗物较多的是第二期和第三期,宫殿基址和较大的墓葬都在第三期,表明第三期是这一遗址最繁荣发达的阶段。像二里头遗址一样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地区,这一地区,正是古籍中记载的夏族活动地域。     

从服饰制度与墓葬形制看异体字的文化传载

作为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存在形式,异体字由于其形义联系的多样性而在历史文化的蕴涵传载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义.以民族学、民俗学为依据,同字异体之间构字部件的互相流转揭示出古代社会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神秘特色的服饰制度与墓葬制度.     

古代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的演变

维吾尔族经济文化类型在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游牧民族回鹘中的一部分于9世纪由蒙古高原迁居新疆,在继承原有农业民族经济模式的基础上适应新的环境形成了半农半牧、以农为主的混合农耕文化。其经济文化类型的变迁表现为社会阶层自下而上的适应。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产生了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变化,这影响了维吾尔族发展的轨迹,成为现代维吾尔族经济的重要历史渊源。     

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版画艺术实践看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演变

版画艺术在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版画艺术从欧化倾向到大众化、民族化的过程集中反映了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演变。考察版画艺术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与变迁,探寻在民族危亡的战火中根据地文化演变的历史,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启蒙与对立、激进与保守、个体与群体、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多元对立,进而凸现出根据地文化景观的深刻内涵。     

从儒学的历史演变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其宏篇巨著《历史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挑战与应战”的著名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谓“挑战”,就是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课题;而所谓“应战”,就是人们在这些课题的要求下调动主观能动性而产生的文化对策。因此,每一次“应战”的成功,都会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出现或变革;而每一次“应战”的失败,都会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衰亡和破产。根据这种理论来审视儒家文化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儒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四次重大的“挑战”,而相对于这些挑战的每一次“应战”,都使儒学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丰富与变革。 在上古时代,由于我们的祖先受到了特殊的自然环境——黄河的“挑战”,因而不得不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过早地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发育,以便能够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户"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基本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从认知心理和文化类型看别现代理论

别现代理论是中国学者在中国提出的一种新的哲学理念,是对当代西方观念"现代化"和"后现代"的挑战。如果从西方认知心理学思考别现代问题,则无论是范畴、定义还是原型、典型,都不足以精准地界定别现代概念。但由于别现代发展的本质是基于中国的文化和经验,因此文化和经验作为该范畴类别形成的核心,需要认真思考,并构建其独特的心理认知图式。别现代理论是图式化了的概念,图式化本质上强调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生态学或语境背景下的联系,因而具有更大的表达思想的空间。别现代主义具有同化和顺应的两大心理功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别现代现状。别现代主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它包含了中国的国情,这一认识也将使别现代主义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基础、更成熟的理论体系。     

从上古神话谱系看黄河文化的源出与演变

在上古神话谱系下,“女娲造人”意指生命的孕育与文化的延续,“夸父追日”意指超越自我极限、打破命运束缚。水神共工将天上之水引向人间,开启了天人关系的建构;巨人朴父在天地初开之际治理洪水,确保了天人关系的稳固。“河神巨灵”的神话故事显示了开辟河道对于先民生存发展的必要性,《楚辞》以“神遇”河伯的方式展现了天人关系之和合共生。从“授禹《河图》”到“大禹治水”、从神话叙事到历史叙事,体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从角力、对抗到和解、共存的演变过程。通过上古神话谱系,可知黄河既是实存的生态系统,又是情理合一的文化生命。黄河文化在演变过程中,勾勒出国人的生活图景,显示出先民的生存智慧。借助上古神话谱系探析黄河文化的源出与演变,有助于把握黄河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本质与真谛。     

从制度演变的方式看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如果不想被历史所抛弃,就必须融入这一历史进程。融入这一历史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实现自我发展的一个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为适应这种趋势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由之引起的社会震荡。加入WTO标志我国已跨入全球化的门槛。我们的体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旧体制仍以其巨大的惯性在某些领域延续着,从而与全球化要求不相适应。与此相伴,进一步对外开放后也将有一系列新的问题产生。这些都是从理论与实践上需要解决的。对此,我刊特邀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经济系、政治学系等部分博士参加笔谈。现将其中一部分笔谈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从瓜皮帽的流行演变看社会变迁

服饰是认识、理解历史变迁的绝好史料。瓜皮帽是形成于明朝,流行于明、清、民国三代的一种首服。明初,由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全国,不仅饱含着天下一统的政治寓意,更是起到了身份标识的作用。满清入关以后,由于吉祥的政治寓意及良好的实用性而成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最主要的便帽。清朝覆灭后,随着西服东渐及实用性的减弱,瓜皮帽由此成为了清朝遗民寄托亡国之思的符号及遗民身份的象征。其流行演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服饰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苏适墓葬形制看苏轼家族川俗之保持

本文从探究苏适夫妇的墓葬形制入手,辨明、分析了川、豫、江、浙等地宋代墓葬形制的特点,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考证《东坡志林》有关论述的正伪,揭示苏轼家族对家乡风俗的固守保持。     

从普世性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选择,历来有国粹主义、全盘西化论、中西调和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理论.但这三种文化理论都有其局限.因此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上,应该选择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内生或内启方式.这种内动力重启的依据在于传统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普世性(普适性).这种普世性使其很容易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契合,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公私观念的演变看儒家价值观

儒家价值观与儒家对公共性的理解及其公私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儒家推己及人;修、齐、治、平;三不朽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路径显示出儒家理解公私观念的独特方式。近现代的公私观念与对国民性的反思交相呼应,实则都是儒家价值观的入世表达和中西合璧式的改良。     

从文体演变看秋胡故事的接受

秋胡故事,最初以不同面貌频频出现于史传、变文、绘画、诗歌、小说、戏曲等领域,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母题.在流传过程中,不同文体对它有着不同的处理,这种处理不仅带有浓厚的伦理思想意义,还体现了不同文学张力所带来的多样性的文化审美意趣.通过对秋胡故事的梳理,可以对其在中国古代的接受情况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与把握,从而还原其在整个中国文学接受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从武士道历史看武士精神的演变

8、9世纪,适应武士群体战争实践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在12世纪末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而成为制度的道德规范,17世纪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又成为信仰的道德规范。19世纪后半期,由于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武士的道德规范发展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在日本武士政权1000多年的历史中,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融为一体,沉淀为日本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对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从出土竹简看楚国司法职官的建置及演变

先秦时期的中华文化是二元耦合的。其南支楚文化则是混一夷夏的。楚国司法职官的建置，体现了北上遗踪与南国特色的和谐统一。同时，由于历史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作为其因子的楚国司法职官的地位与职责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变迁。我们结合传世载籍，考察包山二号楚墓所出竹简文书，不难管窥其建置背景与演变轨迹。历来论者多以为楚国没有中原设置的法官司寇，也很少有人指出楚国设有司法职官司直和正。《包山楚简》的面世，却给了我们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简·102》记载楚国新都南陵右司寇执法不公，当事人不服判决，上诉到郢都…     

从“变法”的演变看维新运动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凭着敏锐的直观感到中国已进入“衰世”,非进行变革不可。龚自珍便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从《周易》中借用“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他主张“更法”、“改革”的理论依据。其变革的主张,主要是按照封建的宗法关系来调节土地关系,以缓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越出封建制度的范围。但是他的变革思想却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界。有志于改革之士都以他为前驱,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一再提出新的主张。《周易》的“穷”、“变”、“通”、“久”也因他的借用而获得新生,数十年来历久不衰。龚自珍本人也被后辈奉为近代首开风气的宗师。可以认为,他是站在近古和近代临界点的近代变法的预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