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初文人集团的地域成因

西汉初年已形成以藩国为中心、藩王为领袖、文人策士为主体的松散性文人集团。这些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游士的个人兴趣等有关,但也与汉初文人的空间分布相关。本文通过分析梁园文人集团的成因,认为地域因素对汉初文人集团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诗意空间的权力经纬——布迪厄场域理论在中国古典文人园林中的运用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人园林背后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文人园林在遵循权力场域的运作逻辑的同时有其自身相对独立性,它是以文人群体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权力网络;文人园林作为场域是以文化资本的争夺为中心的;文人园林内的行动者形成一定的审美惯习,但是这一惯习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社会区分功能。     

文化创新与文化集聚:基于文化存在的文化中心形成机制研究

目前,文化力正成为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和构成要素,推动文化中心建设也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中心研究正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价值。我国关于文化中心的研究,更多是围绕文化中心建设的地方实践展开,对文化中心的形成机制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文化中心是基于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所呈现出的文化空间形态,对文化存在的历史过程和空间关系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中心是文化创新与文化集聚两种机制共同推动的结果。必须从这种深层机制出发,为文化中心建设寻找到根本层面的支撑点和更富实效的实践路径。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汽车”意识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1930年前后）

文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表现对于揭示其文化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以1930年前后的文人为例,左翼文人、自由主义文人、海派文入等各类文人群体对于“汽车”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汽车”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诉求,表明中国文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形成了丰富多元的价值取向,在政治斗争、文明改造和艺术诉求这三个方面各有倚重。     

近代重庆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

在近代历史上,重庆由川东的区域性行政中心,演变成为四川乃至西南的经济中心;到抗战时期,进而成为中国大后方的经济中心,以及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着重讨论近代重庆经济中心初步形成时期的历史。一、近代重庆经济中心初步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重庆成为经济中心城市,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主要得益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封建社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心的北移与南下

从晚清到 2 0年代 ,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京 ,但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却一会儿在北京 ,一会儿在上海 ,发生过几次大的移动。具体地说就是在晚清先从北京移到上海 ,“五四”文学革命时又从上海移到北京 ,二三十年代再从北京移到上海。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就发生如此频繁的文化中心转移 ,这种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们到底是怎样移动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几次移动 ?这便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中国古代由于是大一统的专制社会 ,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基本上是重合的。例如唐代的政治中心在长安 ,文化中心也在长安。北宋的政治中心在汴梁 ,文…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元明之际耕渔轩文艺活动考论

元代末年,苏州名士徐达左在光福里邓尉山中构筑耕渔轩作为隐居之所。耕渔轩环境清幽宜人,艺术收藏丰富,不仅苏州地区的文人频繁来访,从外地游历至苏州的文人也慕名而来,因此逐渐形成了以耕渔轩为中心的文人圈。徐达左介乎醇儒与隐士之间的人格,在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中很有代表性。     

试论上海何以成为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中心

20世纪初 ,中国有一独特的文化现象 ,即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分离。全国文化中心不在北京 ,而是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 ,试通过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析来阐述这个近代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原因。     

北齐皇室的文学取向及影响

北齐建立之初,统治者并不重视学术和文学。从高洋开始,统治者才制定各种政策对学术加以支持,皇室贵族纷纷进行文学创作。北齐皇室贵族的文学作品多为应用诗文,总体上呈现出朴拙敦厚的面貌。北齐统治者为文学创作建立的政策环境,使文人能够潜心创作,皇室贵族的文学实践成为文人写作的导向,并形成以皇室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新疆中心城市与城镇建设问题的探讨

城市作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中心,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缩影。当代城市发展的状况,标志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水平。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加深和生产关系改变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19卷264页)城市通过聚集和分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各时代的文明,同时又是人类历史的见证和文明进步     

禅诗不绝的常熟破山寺

唐代以来,常熟虞山破山寺作为弘扬佛教的场所同时,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和文化活动集中的地方。到寺院游历成为习俗后,这也提供了儒（文人）、释（僧人）交流的机会。文人们在这里得到佛教文化熏陶的同时,亦创作出充满佛教禅意的诗歌,提高了寺院的文化品格。     

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及其变迁——兼论边缘文化的积聚及其效应

上海在开埠以后 ,经过约半个世纪 ,逐渐成为中国新型文化的发祥地、中国新文化的中心。这与上海作为近代国际大都市的兴起 ,当然有着直接关系。但是 ,并非所有国际大都市都能成为新文化的发祥地。这是因为新文化的发轫以及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 ,除去必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外 ,还有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上海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地位的建立 ,同上海成为中外各种边缘文化的积聚之地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中外各种边缘文化互相作用 ,将上海推向创立一种新型的文化 ;而边缘文化积聚的中断 ,则立即使上海失去新文化中心的地位。透过上海这段历史 ,可以对文化体中核心文化、主干文化、边缘文化的不同特点 ,以及异质文化交集时产生的不同效应 ,有一个新的认识     

论中华文化的南移

论中华文化的南移张天就世界而言，任何时代都有一两个先进的文化中心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前进方向。具有追求进步天性的人类，总是千方百计地向文化中心学习，而文化中心也必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文化较低的区域或国家，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传播运动。...     

教育的深远影响--关于清代全国科举发达县与当代经济发达地区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

笔者曾通过明清时期全国100余个科举发达县产生了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才等史实比较、分析,得出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结论.也就是说,科举发达县,即教育发达县.     

关于桂林文化城形成年代的一封信——从桂林近代两位文化名人说起

编辑同志：人们谈论桂林文化城时,往往只局限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和４０年代这一段时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有点削足就履的味道。其实,上溯到１９世纪末较为合适。我国近代史序幕刚拉开时,桂林便涌现出许多风云人物。所谓“文化城”,就是文化中心,就是文人荟萃,领...     

试论历史上的文人入蜀现象

历史上文人的大量入蜀,形成了"自古文人皆入蜀"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文人入蜀主要有宦游、避难、贬谪、漫游等几种形式。历史上文人入蜀,尤其是唐宋时期大量文人入蜀,不仅对文人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对四川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