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的书写及其“自我规训”

<正>一、作为“写”的“历史”之“思想史”“思想史”的书写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思想史”的书写之所以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它是“写”的“历史”。在思想史同哲学史混而不分的年代,冯友兰先生便在其名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绪论”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有“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1))。从理想出发,我们希望“写的历史”同“本来的历史”保持一致,但事实上“写的历史”不过是基于“本来的历史”的一种创造,     

越与三苗并不同源

关于先秦历史上楚人的族源问题,两千多年来各方面人士说法不一。或说楚为“蛮夷”;或说楚为“苗蛮集团”;或说楚为“南蛮”;或说楚为“荆蛮”,“楚人是夏时三苗族的后裔”,“楚属三苗”;或说“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或说“楚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三苗”,和楚王同族的“屈原可能属于苗族,他是精通并吸收了华夏文化的第一个苗族文学家”。歧说纷杂,莫衷一是。这个问题涉及先秦史上华夏族人的历史、楚国的历史、三苗和苗族的历史,以及有关部族或民族相互混融和形成的历史,事关重大,故略抒己见,以就正于博学通人。     

马克思“世界历史目的”的双重结构

按照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认识分为“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与此相对应,人类对世界历史目的的认识就有两种,即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和“反思目的”。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上述双重目的。基于“历史科学”所发现的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构成了世界历史的“知性目的”;而基于“历史哲学”所发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自由和解放,则构成了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一方面,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的“反思目的”,通过“知性目的”为“反思目的”确立了经验基础,即为世界历史进程找到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探究“类本质”和“社会关系总和”的思辨关系、“三形态”的辩证逻辑以及知性时间序列的颠倒等,使“反思目的”为“知性目的”提供了价值归宿,并且为世界历史提供了终极意义。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写在《写在〈坟〉后面》后面

鲁迅《写在〈坟〉后面》对“坟”的“终点”关怀和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认识在客观意义上划分了鲁迅思想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鲁迅历史研究中以进化论为前提的“进化论的超越论”是一种理论假象;历史主义鲁迅研究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对进化论理论前提的一贯坚持;鲁迅历史观念的思想特征是相对论的历史“终点论”而不是进化论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究竟哪一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对马克思主义动力论的逻辑考察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有多种说法,如“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阶级斗争(革命)”、“人民群众”、“历史合力”、“现实的人的需要(利益)”、“现实的人”、“创新”、“改革”等。就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表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有七个层面——现实的人的需要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历史规律性发展的根据;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历史的“合力”构成社会发展的系统动力机制。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不同语境中,从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出发作出的不同表述,彼此相通相融,不存在矛盾现象。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其“动力”是指客观现实性的、本原意义上的动力。当前,又有几种新提法,如“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需要(利益)”、“创新”、“改革”、“新‘合力’动力论”等都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并非对“生产力”动力论的超越。     

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目的问题的思考为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批判了“抽象人性论”的天赋人权,重新在历史唯物主义平台上提出了世界历史目的,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进而完成了对此前世界历史目的论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批判了康德的“大自然隐蔽计划”的自然法权的历史目的论,把康德抽象法权的“永久和平”和“民族联盟”变革为公有制生产方式的确立;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立足于“绝对精神”的世界历史目的论,把辩证法落实为人类发展的“三形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目的包括三重意义：一是世界历史目的为历史进步观提供了客观依据;二是世界历史目的为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提供了终极根据;三是世界历史目的为人类生命价值提供了最高归宿。     

论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

荀悦不但在历史编撰方法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而且在历史编撰思想上也多有建树。他基于对历史撰述作用的深刻认识 ,而强调历史记载对于“立度宣教”和“崇立王业”的重要性 ,肯定历史撰述的根本目的在于鉴戒 ;他以“有便于用”和“省约易习”为历史撰述的取材原则 ,提出并系统阐发了“立典有五志”论 ;他重视秉笔直书 ,认真总结历史的得失成败。荀悦的历史编撰思想是中国封建史学传之于后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切片、样本、透视：日常生活与当代女性文学的历史书写路径

“文学如何呈现历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经典命题。当代女性文学从与女性处境相通的“日常生活”出发,探索了不同的观察、理解、呈现历史的文学书写路径。《哦,香雪》《烦恼人生》《上种红菱下种藕》等以“日常生活”切入历史、呈现历史,制作呈现了血肉丰富的历史“切片”;《笨花》以一种更接近原汁原味的乡村历史“样本”,探索了历史理性和历史无意识的浑然书写;《长恨歌》《天香》以多重视角的融合对上海、女性、日常生活进行了精密的“透视”和辩证书写。从历史“切片”、历史“样本”到历史“透视”,铁凝、王安忆等当代女作家挣脱了性别单一视角的限制,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找到了文学进入历史、呈现历史的独特路径和方法,在更为综合的视野中展示了新的文学可能性。     

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抑或历史目的论

不承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或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历史目的论,其实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就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唯物史观不是从主观目的出发去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演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寻找历史必然性的依据,并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唯物史观揭示了决定人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根源,因而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人的行为有主观动机,但历史演化并没有主观动机;人的行动有主观目的,但历史必然性却没有主观目的;人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但历史发展方向却并不是由人的目标追求所决定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厘清“历史合力论”“主观能动性”“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及“机械决定论”,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搞清楚“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总体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 ,是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 ;“跨越”思想并非是马克思对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认识发展的逻辑结果 ,而绝不是他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考虑     

简论"十五"期间杭州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城的建设与传统的遗存发生激烈的碰撞。如何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十五”期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从“旧城改造”的遗憾中总结经验,通过加快城市发展,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抓好“历史文化普查”和“编制规划”两个关键,通过政府增加投入,结合西湖、运河环境保护,积极挖掘、保护历史文化景观;在城市道路整治中,把历史文化“碎片”串珠成链;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致力于考古发掘,获取显著成果等举措,使名城的历史文化再度辉煌。“人间天堂”再展丰采。事实证明,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对矛盾是可以统一的,是可以相辅相成、获得共赢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二重历史化”的区隔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余年来,一直经受“求真”与“求用”的纠葛.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历史境遇,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求用”先于“求真”.今天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是将“求真”与“求用”贯通的最好时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来贯通“求真”与“求用”.“第一重历史化”重在求真,意在透过具体的历史语境揭示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第二重历史化”重在求用,意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一般而言,人们把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并视之为“哲学”——“历史哲学”.但是,不少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不具有“哲学性”;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明确反对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称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它是“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科学.所以,我们需要在历史科学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进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从世界历史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有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邓小平这种言简意赅的语言,准确地把握了“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总的导向,已经不能摆脱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的制约,而获得“世界历史性”的规定。邓小平正是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视野,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及“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分别构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本体论基础、历史价值论基础和历史方法论基础;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理论视野,准确地分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论邓小平的历史观

邓小平历史观是当代中国的科学历史观。邓小平历史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 ,“生产力决定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特色道路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本质特征 ;“人民主体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基本立场 ;“历史辩证法”是邓小平历史观的灵魂 ;“历史评价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的具体体现     

易学视域下的司马光史学思想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哲学”有无“历史”?

１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些怪诞。它似乎是一个无须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国哲学可以从先秦讲起,西方哲学可以从古希腊讲起;古今中外哲学家层出不穷,哲学著作卷帙浩繁,“哲学史”论著何止千万！岂能怀疑哲学有其历史？其实,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当是：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有“历史”,又在何种意义上无“历史”？笔者认为,就哲学的“境界”而言,哲学无“历史”;就哲学的“实现”而言,哲学则有“历史”。人对自身经验存在的超越,有两种完成的方式：一种是逻辑的完成,另一种是历史的完成。前者是形式的,它表现为超验的形而上学,通过哲…     

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