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校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学生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高校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论述了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主要方面,探讨了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主要途径,以期对高校学生党建工作有所借鉴.     

论波焦利的先锋理论

意大利学者雷纳托·波焦利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先锋理论界最早对先锋艺术进行全面论述的学者之一.他在1962年出版的《先锋理论》(Teoria dell'arte d'avanguardia)一书中,从先锋概念等多个方面,对西方先锋艺术进行了讨论.他对西方先锋艺术的认识集中体现在这部著作中.西方后来出现的先锋理论著述固然重要,但这些著述中的许多问题和思想几乎都是从波焦利那里开始的,抑或说是对波焦利的批评与超越.从这一点来看,波焦利的著作可谓20世纪西方先锋理论的主要源头之一.今天重读这部著作,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国内外相关论述中出现的诸多先锋问题.本文拟在探讨、梳理波焦利先锋理论渊源的基础上,介绍、评价其理论框架,指出其理论局限,以便为探讨先锋理论及其写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高校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问题分析

本文主要对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进行了问题分子,首先分析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重要意义,后论及了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现状,并对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     

先锋的误读--中国当代实验探索小说批判

先锋文学不仅是文本上带有超前性的叙事特征,更重要的是具有先锋精神.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的实验探索小说被许多学者和评论家称为"先锋小说",但这种实验探索小说的形式革命超越了时精神向度的挖掘,"得言失意",它并不是真正的先锋文学,称其为"先锋小说"是对先锋的误读.     

解构与重塑──后现代视野中的中国先锋艺术

对先锋艺术的理解在今天已成为了难题,成为了一种思想的困境。本文以后现代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先锋艺术,对中国先锋艺术鲜明的解构特征、边缘化的创作姿态、媒体化的身体语言和模糊、多元的精神内涵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剖析,并对中国先锋艺术的发展和走向作了新的阐释。     

创先争优视角下大学生党员教育及先锋模范作用工作机制的调查研究

采用自编的大学生党员教育及先锋模范作用调查问卷,结合大学生党员教育的基本情况、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情况、对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影响、对提高大学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认识以及在大学生党员的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得出大学生党员教育情况总体效果一般,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突出、大学生党员管理教育制度不够完善、教学工作水平有待提高的现状,同时指出了大学生党员教育及先锋模范作用的工作机制所面临的难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解析

试图对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和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给出新的解析,认为先锋文学借助形式的革新将理想的文学精神呈现出来,既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内省和领悟,又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并将二者融于一炉;不管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多么强烈,都难以掩盖其应有的文学精神的指向,虽然先锋作家作为创作群体已经消失,但先锋文学的实验和探索在新生代那里得到了传承,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文学精神。     

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辨

在先锋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的问题上,倾向性态度有四种：先锋“善”而后现代主义“恶”是一种（洪治纲）;先锋“恶”后现代主义亦“恶”是第二种（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善”而先锋“恶”是第三种（麦克路安）,先锋与后现代主义同“善”共“恶”则是第四种（丹尼尔·贝尔）。先锋本是一种前卫意识,一种永不倦怠的破旧与创新的精神;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破旧与创新的先锋精神结合得比较紧密,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先锋精神的二重性出现较大程度的背离,由此造成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某种矛盾对立的看法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比较而言,丹尼尔·贝尔的看法更有说服力。     

从格非、余华的创作看先锋小说的蜕变与涅槃

先锋小说是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产生的文学现象,昔日先锋小说作家格非和余华就是这样的代表。回顾先锋的探索之路,从完美创作形式的展现到张扬的生命与人性内涵的宣泄,无不体现出先锋的探索精神,这也正是先锋小说创作的可贵之处。曾经喧嚣的先锋浪潮渐趋平静,恰如迈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征兆,在成熟中孕育着蜕变,当旧有先锋覆灭,新的先锋必将涅槃。     

浸身过往时空 参悟历史况味--论先锋作家九十年代的历史思维

文章首先分析了八十年代先锋作家对历史的禁绝态度 ;然后提出了九十年代先锋作家开始注重历史的现象 ,并解析了这种历史思维出现的背景和环境 ,指出它是先锋写作向多个维度拓展自己的生存可能的过程中出现的 ;最后归纳了九十年代先锋写作的历史思维所具有的几个特点 ,同时指出 ,愈加清晰的历史意识为先锋文学提供了一个扩广自身领域、提升自身品位的良机 ,也为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良好的基础。     

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基于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意义探究

“普法”对于“守法”的功能意义是由“知法—守法”与“知法—维权—守法”两个命题共同支撑的.然而,这样两个命题并没有在“普法”与“守法”之间建立真正意义的联系.只有将普法看作一种特定的、实现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的方式方法,“守法”才能真正实现.未来的普法重心既不是法的“暴力性”也不是法的“功利性”,普法应以论证法律的“合法性”为基础,在普法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     

“中庸”浅说

“中庸”作为儒学核心范畴之一,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和思想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观念。“中庸”思想虽植根于中国上古社会文化之中,然而作为重要文化观念概念的提出,则应归功于孔子;子思及门人继承发展了“中庸”思想,并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中庸》;宋儒进一步在哲学文化观念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庸”。论文从“中庸”概念内涵出发,对“中庸”作为道德范畴的思想意蕴进行了初步考察。“中庸”作为道德伦理,它源于人所禀赋之天命、天性,然而在现实的人生修养和社会实践中,却和“礼”有密切的关联。如果说天命、天性是“中庸”思想形成的终极根源,那么“礼”则是其真正实现的外在规范。     

《中庸》新解

《中庸》最根本的旨意是阐释道自身及其表现。中庸和诚并不是道的众多特性中的某种特性,而是道自身的本性。这意味着,道就是中庸,道就是诚。作为如此,道一方面显现为天道,另一方面显现为人道。当从人道尽天道时,人也就是行走在中庸之道和诚之道上,并能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原型范畴视野下汉语中“FAFB”式的主观性探析

“不A不B”“没A没B”“无A无B”和“非A非B”四类格式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四字语格式。四类格式在构成机制和内部语义关系上都很类似,但“不A不B”格式的凝固性和使用率都远高于另外三类,同时四类格式在主观性上呈现一个排列关系：“不A不B”>“没A没B”>“无A无B”>“非A非B”。从原型理论出发,将“不A不B”格式看作“FAFB”式的典型格式,并对“FAFB”式的主观性进行探讨。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论白石体的特质及其词史地位

白石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江西诗派的衰落和江湖诗派的兴起,是白石体形成的两大诗史背景。应社的写作缘起、虚拟的写作方式、不同于前人的典故使用、冷调的意象语汇、词法灯传的讲求、音乐家写词的新观念等,是白石体形成的基本要素。白石职业词人的身份,开辟了中国古代文人新的人生方式和新的创作机制;而白石体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的词体时代,白石体之后,虽然还有众多词体出现,但都没有再出白石体的范畴。     

从民权到人权——清末民初权利(力)理念演化研究

以君权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权利模式,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发生了质的改变。乘"西学东渐"之风而兴起的"民权"理念,被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引进、传播,并将其作为否定专制权力的理论武器。近代"民权理念"和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强调"主权在民",是在近代法治基础上的个体本位的权利意识;而后者则是建筑在人治基础上的集体本位的权利意识。从古代的"民本思想",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权理念",再到"五四"民主、自由旗帜下的"人权理念",近代中国"权利理念"转化的"三部曲",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下,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与权利理念的演化历程。     

儒学之水与文学之水的二元对质

"混沌之初"和"太一生水"之说可证明水存在于阴阳分割之前,是世界构成的原初要素。中国儒家把阴阳和五行确立为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以"易"的方式推演万物,水被列在八卦之内、五行中,以致被确立为万物之宗的本原地位,又进而把水的特质比附到人的品德上。这样,在儒家的观念中,水就具有了世界本原的哲学意义和比附道德的伦理学意义。作为世界本原,水是生命的母体和构成要素,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基因;作为比附道德的喻体,它对应着人性善恶的两极,并对后代文学创作尤其是作品的主题走向具有潜移默化的分流作用。水之清浊的特征构成了诗歌中德之善恶的反向主题。     

现象学视野下《死火》的时间意向性

鲁迅名篇《死火》的时间意识具有现代品质。“空无的时间”和“充实的时间”是其并存的两种时间经验，它们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意义建构模式。“抛入的此在时间”和“断裂的梦幻时间”是其共有的两种现在的瞬时类型，时间经验在当下瞬时呈“空间化”的聚集和撒播形状。从相对中看取绝对、虚无与实有的转化生成的时间“辨证性”，是其“中间物”意识的内核。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