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构建“五维度”作文教学框架

关于“写作”的概念，《语文课程标准》的诠释是：“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余秋雨先生说得更为直接：“作文，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表达和沟通，”而同行们对现在小学生作文水平褒贬不一。     

《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他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颇为仰慕,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攻韩而求韩非,非遂入秦。李斯、姚贾害怕韩非得秦王任用,进谗言道:“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韩非在狱中被迫服毒自杀。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

子张之儒对原始儒学的继承与偏离丁原明子张之儒，韩非列为儒家八派之首。然而，孔子批评“师也过”（《论语·先进》），孟子说他只得“圣人之一休：”（《孟子·公孙丑上》），而荀子则斥他为“贱懦”（《荀子·非十二子》）。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子...     

“Why I Teach”的结构与修辞

“Why I Teach”是《大学英语》教材中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性英文论说文。其文章结构独具匠心，引人入胜，写作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修辞手法的大量而又恰到好处的运用，使得文章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描写畅快，生动有趣，韵味悠长，堪称奇文。     

《论语》“患得之”解

《论语·阳货》：“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这是一个有名的难句。古今注家都认为“患得之”当做“患不得之”，其说有三：１．引文说，２．俗语说，３．急读说。本文对以上三说加以驳正，认为《论语》原文的“得”字不误，在这里使用的就是它的常用义。并通过三方面的分析，指出：“患得之”的字面义是“为要得到它而忧愁”，其隐含义是“为尚未得到它而忧愁”。“患得之”是《论语》时代一种特殊的句意表达方式。     

佛教对中古论说文的沾溉与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佛学经论对中古论说文的辐射与影响,以支遁、僧肇、刘勰的作品为分析对象,揭示了佛教影响论说文体的途径与方法,三人作品代表了中古论说文的最高成就,分别以“支理”、“肇论”、“文心”来指代.佛教对论说文的影响,在“支理”体现为：标新立异的耸听效果,论注参体的形式选择和条分缕析的论说方式;在“肇论”表现为：论序共纪的形式创新,“假致疑难”的论证方式以及华实相扶的语言追求;而“文心”则集中表现为“以兼为主”的论文观.具体来说,《文心雕龙》做到了辨体上论与说的统一、形式上理与辞的统一、创作上“弥纶群言”与“研精一理”的统一.     

性格即智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这样一则故事：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

~~说 ,[14 ] (《荀子·正名》) 意谓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得到的事物。我们在对《史记》抱持遗憾的同时 ,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对司马迁恪守史家原则的做法给予理解。司马迁的这一做法 ,也体现在他对于先秦诸子所作的列传中 ,从而使得这部分列传同时兼有了子家与史家的两重身份。以老庄列传为例 ,司马迁总括老子的学说大旨 ,是“修道德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又说“李耳无为自化 ,清静自正”。[13 ]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关于老子的思想旨趣 ,学界纷纭由来已久 ,但是司马迁的这两句概括则为千古不易之论。如果从史家的一面看待司马…     

《西汉文学思想》序──兼述一些关于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断想

本文揭示：（一）、汉朝建立后实行稳定法制与保护商业、开放经济政策，积累了空前雄厚的国力；（二）、西汉时思想文化领域比较宽和，诸子学派都得恢复、发展、交流和综合，巨著《史记》正是这大环境中产物；（三）、“壮丽”为这大一统时代的审美理想，以“丽”论赋也早于被称为“文学自觉”标志的三国曹丕“诗赋欲丽”说；（四）、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有其偏颇之处。     

中外“《吕氏春秋》学”评考综要(下)

六吕书的历史文化地位与影响１．吕书的历史文化地位。Ａ．吕书的学术价值。高诱说吕书“大出诸子之右”，宋高似孙、明方孝孺亦赞同此说。宋蔡伯尹说吕书堪与诸子争衡②８。叶逢春：“意吕多博雅之辈、锐意著述者，故其中多推见至隐，揭若语简旨宏者，自老以下，不多见焉...     

论说之体制暨文学性释证——以《文心雕龙·论说》为中心

论说文体广大,几乎无所不包,而且诸多文体亦往往兼具论说之特性。《文心雕龙》置论说于史传、诸子之后,足见其重要性和特殊性。刘勰详论而略说,探讨其发展演变,建构其体制,而后世论与说合流,重在以阐述、论证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发抒一己之见解,指陈利病得失,使人信服。文体由详分类别,细加研阅,而趋于归类合并,求同存异,得其大体,使之具有涵盖性与包容性,正是文体发展演进的规律。揆之于实际,论说文之文学性主要体现在建构篇章、经营步骤的形式审美,论事叙理的思维之严密性与一致性,形成文势与境界;要约明畅、颇具形象感的论事说理之方式;以及心与理合、辞共心密、以情感人的语言文辞。论说文的文学性,正是传统泛文学观念的文学之美的体现。     

从《解老》、《喻老》看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

从学理的内在逻辑着眼，老子思想发展到战国末年被法家韩非承接，起码从两点看是顺理成章的：一是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义，为韩非的君明民愚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无情主义，为韩非提供了以人君附会“天地”、“圣人”的可能，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和坚实了韩非君主专制独裁理论的逻辑基点。本文通过对《解老》、《喻老》的细读，揭示老子“治人”思路怎样由萌芽走向壮大，怎样被韩非改造和发挥的     

论韩非进化史论中的诸子共识及其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进化史论是韩非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观点是: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执政者应当根据所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执政政策。从学术史角度将韩非进化史论与诸子相关论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韩非这一思想的形成,在肯定历史发展变化以及分期总结历史的思维方式上,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思想共识。此外,在韩非的"上古之世"论、三世风尚相异论以及"不期修古"等具体观点上,则体现了他对诸子学术的取舍。     

父亲的眼泪

医生仔细审视着父亲的CT片子，对父亲说：“得马上做手术。你右鼻腔里这个肿物，已经破坏骨头，伤及额窦、筛窦和蝶窦。暂时没有床位．一周后入院手术，可以吗？”     

真正做到读与写的结合

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可见，阅读对于写作是何等的重要。在几年的作文教学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必须重视阅读教学．真正把阅读与写作结合起来。     

论说文结构的常式与变式

<正> 论说文是一种析事明理的文章。明理有赖于析事,析事方能明理。因此,任何一篇结构谨严的论说文,都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反对党八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可以说已成为一般论说文结构的规范模式。如果用写作的专门述语来表述,则为: 提出论题(论点)——论证论题(论据)——归结论题(结论) 写作实践告诉我们,政策性论文,学术性论文,以及旨在一般性地申明某一问题的议论     

对《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命名的思考

《汉志·诸子略》之“小说家”，其名始见于西汉。“小说”包含两层涵义：一为浅薄的诸子学说；一为迂诞的“说”类作品。前者注重学说源流，后者关注书籍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模糊的文体意识。“小说家”正是从这两方面规范与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安世以道易天下 文敏飞动自纵横——《孟子》、《韩非子》论辩艺术比较

有争鸣之势，必有论辩之文。诸子欲“以其道易天下”。遂“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影响极大的儒、法学说，《孟子》和《韩非子》的论辩艺术对后世影响也极大。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辩说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理懿而辞雅”。韩非则秉从功用，论辩艺术呈外向型特征，即将论辩的问题和观点借助独特的逻辑形式和修辞艺术，使其实证化、外在化，风格“峻峭”。二者的艺术风格根源于不同的文化性格，而这又都注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性格之中，故对其论辩艺术的研究，其意义便远不限于其论辩本身     

韩非思想所受道家影响

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诸子百家既相互排斥，又互相融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有着明显的道家影响痕迹，主要表现为：君道同体说；“道理”范畴的提出；文化专制说；尚法不尚贤；反对“前识”的认识说；“誓不两立”的矛盾说；“无为”的术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