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企业没有强大?

为什么中国经济强大了,企业没有强大?就现在中国三大类型的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本土民营企业)而言,重点应该讨论本土民营企业如何强大。多年来本土民营企业只能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弱小的本土民营企业没有可以长大做强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是金融制度,如果我们本土的民营企业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资本的所有权能够流通起来的话,我们的大量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是可以幸运地登上企业做大做强的快车道的。     

外资产业集群与政策激励--美国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产业集群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规模经济、外部性和内部协作性可使外资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对其投资地点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会对地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及就业也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借鉴美国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分析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地方政府政策激励的竞争将使其陷入一种“囚徒的困境”，地区吸引外资的竞争不是短期行为，应谋求长期和协作式的竞争。     

扩大内需与结构调整——基于嵌入国际产业链的本土企业视角

面对国际市场与本土市场、低成本优势与技术创新、贴牌代工与品牌竞争、经济竞争与文化竞争等矛盾,应通过采取协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致力技术创新转变增长方式、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市场竞争优势、实施文化战略提升综合实力等针对性措施,更好地发挥已嵌入国际产业链的本土企业在扩内需、调结构中应有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人工智能的经济风险及其防范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有助于中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推动中国科技跨越式发展,赋能产业升级,促进生产力整体跃升,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添薪续力。但是人工智能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包括经济风险在内的诸多风险,这些风险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经济风险主要包括失业风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风险、加剧市场垄断风险、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风险和国际经济风险等。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必须针对这些经济风险采取有效的对策措施,提高中国运用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零售业外资进入与过度竞争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 ,外资争先进入中国的零售业 ,对中国零售业的市场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带来了零售业的过度竞争。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而过度放任外国零售商进入中国造成商业网点的地域性分布非常不合理 ,而恶性竞争也由此加剧。其结果是外资企业扩大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中国零售业的绝对利润也在下降 ,一些零售企业甚至破产、倒闭。因此 ,我们要壮大民族零售产业 ,增强本土商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规范企业市场行为 ,充分发挥中国的商业功能 ,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多重困境下中国本土品牌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中国本土品牌的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冲击,日益剧烈的品牌竞争挤压了本土品牌的发展空间,企业自身的成长模式束缚了本土品牌的发展方式。基于以上多重发展困境,文章通过对本土品牌的环境因素分析,提出了中国本土品牌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快本土品牌核心价值塑造,融入本土品牌社会责任理念,加速本土品牌国际化进程。     

中国企业品牌营销的八大误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全球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市场,这就意味着本土企业在国门内将将直接与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跨     

跨国公司在华竞争战略变化动因及对策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竞争战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注重差别化战略逐步向注重成本领先战略转移,中国本土企业原本依靠成本领先战略所取得的竞争优势开始受到威胁,这对中国本土企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跨国公司在华竞争战略的变化,中国本土企业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在成本领先方面积极防守;在差别化方面以攻为守;本土中小企业则以退为守,实施集中化战略.     

增创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基于内需视角的分析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增创竞争新优势,是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中国经济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到主动为全球经济创造发展机遇的重要转向,本质上是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然而,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为扩大内需提供了客观条件,但诸如“地方保护”“诸侯经济”等现象存在却产生了严重阻滞作用。进一步的微观计量分析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决定下的内需对价值链攀升的确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市场分割因缩小了真实有效的市场规模从而产生了直接的抑制作用。从具体作用途径看,FDI、加工贸易和TFP是中国本土市场规模效应得以发挥的关键机制,而市场分割显然抑制了当前中国在诸如提升利用FDI质量、实施创新驱动等战略举措的有效性,阻滞了价值链攀升。据此,基于内需增创竞争新优势,亟待破除体制机制等约束,打破分割状态的“行政区经济”并聚合为开放型区域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以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和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关于民营企业法制环境现状的调查报告

民营经济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从1988年修改宪法开始，民营经济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再到1998年，国家“鼓励、引导、发展”的民营经济发展方针，到十六大上对民营经济地位的充分肯定，这些都表明今后民营企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成为振兴我国经济，提高我国市场竞争力的主力军。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经济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化竞争。     

探究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渊源

本文探讨严复经济伦理思想的发端,从中国传统义利之辨中催生的传统进步经济伦理思想出发,来探究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本土渊源。从他留英的教育背景以及当时西方思潮、严复译著、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等入手,来理解他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土壤,以此揭示他经济伦理思想的外域渊源。中国传统的进步经济伦理思想是本土渊源;西方功利派伦理思想、西方的进化理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西域渊源;而对中西方经济发展客观现状的深刻观察,成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重要现实渊源。     

反垄断法的“经济宪法”定位之反思

经济宪法致力于构建维护竞争自由、发挥竞争效用的整体性制度框架和秩序政策,而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打击垄断、维护竞争的有效工具。尽管反垄断法与经济宪法有契合之处,但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受到垄断侵害后方有用武之地。因此对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来说,不仅要推进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更要积极塑造切合自身发展的竞争秩序及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政策和制度框架,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文化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多元建构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文化全球化必然会引发同民族本土文化的价值冲突。只有把握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构建价值冲突的调适机制,才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全球多元文化价值观中的科学合理成分,发展民族本土文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关于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应首先明确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要求,进而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全球化趋势与民族文化、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等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从而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进行正确的文化定位,确定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抵御“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克服“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确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共存理念的形成。     

新经济条件下中国企业营销环境现状及对策探讨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世界的营销环境;而加入WTO后的中国被公认为是世界新兴的巨大市场,其营销环境也经历着同样的改变,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本土迎来了国际化的竞争。本文通过对中国营销环境的现状分析来阐述中国企业应如何适应新经济条件下的市场营销。     

外资企业技术外溢主要影响变量分析

促进外资企业技术外溢、带动本土经济发展,是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要内容.而技术落差、人力资本和结构差异则是影响我国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主要变量.为了促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必须针对上述三个方面推进利用外资的战略转型.     

南京开放型经济:现状、环境与发展对策

90年代以来,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成绩斐然,对外贸易、国际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齐头并进,全面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框架基本形成.但随着21世纪的来临,南京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即将入世及国内买方市场的形成,使南京面临的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思路也需要相应调整.本文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南京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外贸发展战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高新区发展等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经济增长、波动与地区差距——基于经济转型的解释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过去的40多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令人困惑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体制国家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地,与之相关的高速的经济增长、显著的经济波动和较大的地区差距等经济特征又是如何产生的？基于此,在中国式分权的基本制度背景下,可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及风险厌恶型特征,导致其投资决策行为具有进行相互模仿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1）这种模仿行为是构成中国民营经济迅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2）模仿行为放大了中央政府偏好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影响作用,引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和潮退”,形成了显著的经济波动;（3）“软预算约束”弱化了横向竞争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作用,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所有制结构的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研究的结论对于未来中国提振经济发展动力,平稳经济波动以及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外商投资法的重构

自2007年以来,在我国传统的外资企业集中地域出现了外资集中撤离的现象。伴随着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有加速撤离的趋势,而我国经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前我国若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高效合理地利用外资,调整和完善外商投资法是必然的选择。通过整合我国的外商投资法,规范外资立法权限,尽快完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取消不利于公平竞争、不符合WTO规则的"超国民待遇",优化现有外资企业结构,转变吸引外资的方式,引导外资投入的方向和领域,并加强对国外资金业的监管,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当务之急,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战略安全。     

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之比较

总的来看,目前中国经济实力已无可争议地领先于印度.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更为丰硕的经济成果,主要应归功于改革惠及广阔的农村地区、对外的深度开放、"发展型政府"的作用以及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等诸多因素.但印度经济改革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重视发挥本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民主体制虽然效率低下但是也为保持改革的公正性和限制政府的非理性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此外,印度也更为注重对本土企业的培育等.这些都是印度的长处所在,值得中国在未来改革中认真地参考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