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中的黑色幽默

莫言的小说充满了辛辣与讽刺,他对残酷、暴力和荒诞现实超乎冷静的书写,使他的许多作品呈现出一种黑色幽默风格。借助喜剧性嘲讽,莫言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苦难与残酷,也解构了英雄人物乃至文本意义。但是,这种解构实则更加凸显了事件的荒诞和人生的无奈,增加了小说的悲剧意蕴,将小说构建成含义丰富的人生寓言。但是,不同于西方黑色幽默作品中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和彻底的虚无主义,莫言主要利用了黑色幽默的反讽性,融合中、西文学艺术技巧,丰富小说的审美层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式黑色幽默"叙事文体。     

莫言早期小说创作论

相对于莫言后期的新潮小说,他的早期小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盲点。莫言的早期小说主要表现人情美和人性美,带有当时文学观念的严重烙印。     

论莫言小说的中国想象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小说塑造并向世界传播了怎样的一个中国形象?本文认为莫言小说的中国想象有三个重要维度: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历史的循环(而非进步)、文化的暴虐、人性的退化是莫言笔下中国图景的主要内容,莫言以此构建了一个批判的中国形象.当然,莫言小说的中国想象也存在着独特性有余而深刻性、丰富性不足的问题.     

论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

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主要表现在抒写民间生活内容、表达民间思想倾向、运用民间语言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其与民间的血肉联系;莫言小说之所以具有民间立场,归根到底是由莫言的生活经历和艺术观念所决定的;莫言小说的民间立场对于消解“启蒙”心态和“先锋文学”那种远离百姓的弊端,对于建设和发展底层文学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     

论莫言《红高粱》的死亡叙述

莫言小说中的死亡叙述呈现出独特的景观。在他的作品中,死亡是作为生命欲望的对照物而呈现的,死亡是生命的一种承诺方式,表达出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喜悦,那些“美丽而庄严的死亡”启导读者领悟死亡的另一重意味。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有着死亡叙述向死悦生的独特品格。     

论莫言小说的自涉互文性

莫言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间存在着某些人物、故事情节和意象反复出现所形成的自涉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呈现为后文本对前文本的增补或改写,因而具有小说叙事学的功能和价值。在其不同的小说文本中,"莫言"作为叙述者的现身说法或后文本对前文本的提及、重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小说的元叙事特征。这种互文性还具有文本间的对话性质,产生的是不确定性与增殖性的意义。自涉互文性凸显了莫言早年以饥饿、孤独、屈辱、恐惧为核心的苦难记忆与生活经验对其"高密东北乡"文学(小说)王国的决定性影响。     

论莫言小说对生命强力的张扬

莫言的小说描绘了两种相对立的生命状态,一种是现实中生命的衰颓,一种是历史回忆中祖先生命的强健。作者对前音充满了鄙夷和挪揄,而对后者则极力赞颂和张扬。其中寄寓着作者在文化、心理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追求。表现了作音企图超越现实的愿望。     

逃离与回归——论莫言的乡土情结

乡土情结是缠绕在人们潜意识深处的对故土的眷念之情,是人类寻找心灵归属的一种心态,对故土家园及童年的回望是作家实现心灵回归的一种途径。与众多乡土作家不同,对故乡爱恨交织的情绪构成了莫言乡土情结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丰富性。莫言的作品建构了独具特色的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空间,并在创作过程中一次次完成了精神返乡之旅。乡土情结既是莫言文学创作的源起,同时也促成了其独特的创作理念和风格的形成。     

论英美文学评论对莫言女性形象的误读

英美文学期刊与硕博论文中,既有对莫言作品“世界性”与“人类性”的合理开掘,也有出于“社会集体共同想象”将其视为“东方主义”政治历史范本的误读.在对莫言女性人物的评论中,有些忽略了人物成长的“中国”背景,以西方理念审视东方故事,把人物的心理或行动抽离出来,致使丰富多彩的事件被简单化,深重苦难下的不屈与惊世骇俗的反抗被阐释成了“情爱无价”、“个性解放”的西方范式.莫言倾注了对母系形象的“大爱”,赋予其大智大勇、钟灵神秀的优秀品质,不单纯是一种对“人性解放”的呼唤,而是基于对民族“退化”的深痛与警醒,对“纯种红高粱”民族崛起的期盼.她们是否被西方理论误读成了单纯的东方女“强人”,或男性政治的牺牲品,呆头呆脑的“木偶人”等,需要引起深度的研究及学术讨论的注意.     

论莫言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场生产

莫言小说中的性爱叙事是文学场塑造的结果。在初进文学场时,莫言在处理爱情主题时谨小慎微。1985年,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短暂的自主性幻象使莫言敢于打出"高密东北乡"的旗帜,其小说中的性爱叙事也因此获得了反叛性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生产也是政治与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场塑造的结果。之后,莫言小说性爱描写的符号生产受到批判和遏制,表明文学场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论莫言艺术想象的民间资源及其表现

民间文化资源是莫言艺术想象的动力源之一,它在莫言的艺术想象中主要呈现为两个层面: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习俗、民间寓言是最基本来源和存在,它们构成了莫言艺术想象的基本层面;民间历史、民间形象、民间观念、民间情绪、民间历史态度,它们构成了莫言的民间写作立场及其另类存在艺术想象的高级层面。莫言虽然坚持民间写作立场,却始终没有驱逐道德的在场。相反,因为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其创作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言说也更加丰富和鲜活。     

论莫言乡土小说狂欢化的话语策略

和诸多乡土作家一样,莫言始终关注着乡土大地的苦难,不同的是,在莫言的作品中,沉重的历史和现实苦难往往隐含在狂欢化的叙事背后。狂欢化的感官描写、狂欢化的杂语写作等话语策略与苦难主题的结合,使得莫言的乡土小说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综观莫言的创作,狂欢化的艺术世界奇谲瑰丽、丰富繁缛,展现了其作品厚重的文化美学品格。     

论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论莫言的民间心理建构及其创作镜像

莫言的独特以及由独特所生成的意义,无不基于他在官方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话语之外,建构了具有个人印记的,体现着某种符合自身历史的逻辑和审美标准的民间世界.而这种民间世界的构筑,导源于作家所植根的关联着特定的兼具地理概念和精神范畴的民间本土以及滋生于此的具体而微的民间心理.     

莫言的自信

在文学圈里我本是归入诗人行列的,不写小说,也不搞评论。莫言一获奖,一下子把我抛到了小说和评论的延伸处。这也难怪,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多少年来的一个梦想,现在梦想成真,莫言成为中国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曾凭借长篇小说《灵山》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国人中凡是关注文学或有点阅读兴趣的     

莫言的启示

莫言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建立在兼收并蓄外来文学资源和本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坚持审美个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机的融合与不留痕迹的化用.莫言之所以能够渐行渐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莫言在写作中有强烈的自主性,他内在地具有一种对抗潮流的叛逆气质.     

论鲁迅《铸剑》之于莫言的意义

在莫言的鲁迅阅读史和文学阅读史中,对于《铸剑》的评价最高。鲁迅的“铸剑”描写对莫言的“打铁”情结影响深远,“铸剑”是叙事的缘起也是显示人物命运的有效载体,“打铁”是叙事的语境也是延伸人物命运的有效场景。尤其在《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中,不仅有外在形式的移植,更有内在思想的启示。鲁迅的“复仇精神”转换为莫言的“生命伦理”,生命主体从“生”的“对立”到“死”的“一体”,从“复仇”起始至仇恨消弥,实现了对“复仇精神”的阐释、解构和发展,而其中又深刻蕴含着对“自我”的“憎恶”。从鲁迅到莫言,不仅延伸出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且可以寻绎出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