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苦吟”内涵的再考察

中晚唐的“苦吟”不仅是一种苦思的写法,还有更多的内涵。第一,苦吟诗人在人群上以科举穷士为主,内容上以吟苦及苦闷的消解为核心;第二,苦吟还体现了穷士诗人在困境中逆俗自立的不懈追求,他们或倚之科举及第,或倚之实现立言不朽的追求,或倚之寄托心灵、实现精神生命的延续;第三,苦吟还是苦吟诗人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与癖好,他们把苦吟与休闲结合起来,使苦吟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写作与休闲自娱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有的苦吟诗人吟诗甚至达到了成狂成痴的地步;最后,苦吟诗人在风格上有苦吟以求怪奇和精妙的审美倾向。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究竟是谁的诗句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这是颇为人称道的两句诗,它形容作者创作的艰辛和煞费苦心.但对诗句的作者,有的说是“苦吟”诗人贾岛(如 1997年9月13日《钱江晚报》上《工夫为文》一文,就指明贾岛是诗句的作者),有的说是诗圣杜甫.《佩文韵府》又说是唐代的卢延逊.该书“一’字下有“一个字”条,引《扪虱新话》云:“昔人于小诗皆旬锻月炼,至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者.”《佩文韵府》编者在引文后加按语曰:“此二句唐卢延逊《苦吟》诗.”     

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

群体研究具有个体研究不能取代的优点。晚唐五代诗格独特的著作群体对这一时期诗格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著者身份的角度看,僧人是这一著作群体的主体,晚唐五代诗格显然受到佛教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从著者诗风的角度考察,晚唐五代诗格作者多为苦吟诗人,作诗重推敲重磨炼,受其影响,晚唐五代诗格论诗也以句法、磨炼为中心。     

刻苦与创造──论苦吟

“苦吟”现象大量出现在唐宋时期，与近体诗的成熟以及诗人对声律的吟咏把玩有直接关系。苦吟是一种刻苦的创作状态，苦吟者普遍具有僻、痴的性格特征，其诗歌风格也自成一体。“推敲”即选择、创造，属于“妄想揣摩”而非“即景会心”，其本质是创造了“第二自然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比物讽刺”内涵及其意义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在诗学上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诗格类著述。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的文本分析,发现"苦吟"本身还具有通过对诗歌意象的"比物讽刺"式解读去寻绎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的内在用意。而一般对"苦吟"的理解多从推敲琢磨诗句的技术层面考虑,虽然已经把握了"苦吟"本身具有玩味前人诗作以启发诗思和指导创作的内涵,但却忽略了"苦吟"实际上也有对现实政治生态深切关注的更深层涵义。诗格类著述在剖析诗歌意象所对应的政治内涵的同时,要求学者运用"比物讽刺"的方式去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还应注意,在"苦吟"风气下形成的诗格类著述实际上反映了诗学研究由外部诗歌文体职能向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转化的趋势,除摘句批评、章法理论之外,其"比物讽刺"观点其实是对古代诗学"比兴"传统的隐性张扬。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天下苦秦久矣”别解

北京人民出版社《古代散文选注》上册注云:“苦秦,即‘苦于秦’,受秦统治之苦。”山西人民出版社《历代散文选》注云:“苦秦,以秦为苦,即在秦的统治下深感痛苦。”这两种解释,均值得商榷。按“苦”的本义是一种野菜,味苦,也叫“荼”。如《诗经·唐风·采苓》:“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毛传》:“苦,苦菜也。”《毛诗正义》云:“此荼也。”引申为味道苦。如《诗经·邶风·谷风》:     

诗人的悲剧和悲剧的诗——论苦吟诗人孟郊和他的创作

孟郊是中唐一位“苦吟诗人”。一般对“苦吟”的理解,是指诗人的反复推敲吟诵、字雕句琢。本文从诗人的悲剧命运及其诗歌文本中悲剧意境的创造出发,揭示孟郊苦吟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表现。指出:时代的需要与诗人的个人才能的冲突构成孟郊诗境的“苦”;中唐道德沦丧与诗人先验的道德理想的冲突构成诗境的“清”;以上两种冲突造成的诗人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投射于诗句和诗境,就形成了诗人的“苦吟”和“清词”。受伤的孤鹤的形象是苦吟的内质;“寒”与“不欢”是苦吟意境创造的根据;高古、峭硬和新奇乃苦吟的外在表现。孟郊的苦吟,开启了中国寒士文学的新境界。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乐记》审美风格论考

《乐记》之审美风格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心感物”层面的审美风格;二是政教层面的审美风格;三是礼制层面的审美风格;四是气象层面的审美风格。《乐记》以遗音遗味、和节有序两个基本点来评判音乐的审美风格是否符合其审美标准,并以夏商周之乐作为评判的楷模。《乐记》的审美风格论,打破以壮美优美为审美风格划分标准的模式,转而建立一种极具儒家色彩且细腻辩证的审美风格标准,这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刘勰“隐秀”论剖析

《文心雕龙》第四十篇《隐秀》是全书中唯一有争议的篇章,其中“始王而末奇…闺房之极悲也”一段,一般认原文久佚,系明人伪造.《<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问题》证明所谓“伪文”,实由钱功甫据阮华山宋椠本《文心雕龙》补抄,应为文”.他还就补足的文本探寻刘勰“隐秀”论的理论内涵,其基本结论是:这一篇“论歌里顺情和柔情风格”,“刘勰所推崇的风格,不限于一种类型:既重‘凤骨’‘隐秀’.”发挥了先前刘师培的意见:“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风骨》讲阳刚之美.《隐讲之美.     

手校冯延巳词札记

一、关于北宋嘉祐本问题 冯延巳《阳春集》在宋初即已散佚,迨嘉祜戊戌陈世修始为搜集成书。宋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五云:“《香奁集》,唐韩倔用些名所编诗;南唐冯延巳亦用此名所制词,又名《阳春》。”是冯延巳词原名《香奁集》,又名《阳春集》。陈世修所编名《阳春集》,殆即仍其旧称。或渭“集名《阳春》,亦必非冯延巳自题,冯氏必不自诩其所作为《阳春白雪》之音也。”按“阳春”,喻清明盛世也,李白《梁甫吟》诗有“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句,非自诩为《阳春白雪》之音也。陈世修《阳春集》序云:“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此即所以名“阳春”也。     

晚唐五代诗坛与晚唐五代诗格的理论建构——理论与创作互动的实证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具体透视诗格和诗歌创作的互动是准确认识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的基础。晚唐五代的苦吟诗风与诗格的“磨炼”理论、晚唐五代的清雅诗风及其在诗格中的理论体现恰好体现出晚唐五代诗歌创作思潮、诗坛风气与诗格的互动关系。     

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僧诗

通过对中晚唐苦吟格局中的诗僧的探讨，指出在当时诗坛苦吟之风日盛的情况下，诗僧能融入时流，促进苦吟之风，将苦吟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体现出诗僧诗歌创作的热力。     

从反训看古汉语词内部形式的特点及其演变

1.中国传统训诂学义训条例中有“相反为训”一例,习称“反训”.这种训释方法起源甚早:《尔雅·释诂》:“徂、在,存也.”郭璞注:“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曏、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方言》卷二:“逞、苦、了,快也.自山而东或曰逞,楚曰苦.”郭璞注:“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覆用之是也.”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之十八)

<正>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云龙百尺楼。 [集笺] 东野穷愁死不休《笺注》:《六一诗话》:“孟郊、贾岛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是都无一物耳。”《隐居诗话》:“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其自谓:‘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     

释“吟口”及其他

《荀子·不苟篇》:“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其中“吟口”一词,历来注说纷纭,迄无定论。杨倞说:“吟口,吟咏长在人口也。”郝懿行说:“案‘吟口’,《说苑》作‘凶贪’,此木必作‘贪凶’,转写形误,遂为     

贾岛在四川的活动与遗迹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顿觉闲。天恐文章中断绝,故生贾岛在人间。相传这是孟郊死后,大文豪韩愈写给贾岛的诗。这是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和鼓励,也是对贾岛创作的高度评价。后来,贾岛虽然没有完全实现韩愈的期望,却也能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在中国诗史上,贾岛诗风以“瘦”著称,并与当时孟郊齐名,被称为“郊寒岛瘦”。韩愈又评贾岛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贾岛能在诗歌创作上独树一帜,其风格有“瘦”和“平淡”,的特色,是从他惊人的“苦吟”功夫上得来的,正如他自己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二句下注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略论《诗经》中的生命伦理意蕴——以“生”为视角

《诗经》中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意蕴。《诗经》不仅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事实上也是整体儒家生命伦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诗经》内蕴着“天道”在“生”的思想,将“天命”赋予“生”之德的内涵,是以天人共“生”的德性内容来诠释“生命”概念的。对人而言,生命之完善及其意义彰显即在于体悟和践行“生”之道,以“生德”涵养自身,这也是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在现实的层面,《诗经》基于人的真实性情来突显生命的本真状态,并以“中和”之品格提示我们完善生命的根本方式,《诗经》以特有的方式提示我们,养生的根本在于德性的修养。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处理现代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