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新乡村治理体系是关键.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必须分析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体制机制,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型;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三治融合"的管理模式.     

法治乡村建设论纲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建设法治乡村,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振兴立法和乡村治理结构,通过推行家庭文明诚信档案制度、促进“三治”有效融合,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生态保护、农民权益保护等四条红线,正确处理自治与他治的关系、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治理、法律法规授权或课责农村自治组织等问题,不断提高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的质量与效力,依法赋予行政机关以附带民事争议的裁决权,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夯实乡村法治之基,从而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立足新时代村民最新诉求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现实需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健全涵盖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乡村治理内容体系、乡村治理运行体系、乡村治理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关键,内容体系是重点,运行体系是载体,保障体系是依托。四者形成合力,共同助推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会上作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决议,为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发展提供了思想引领。一直以来,“三农问题”既是困扰我国农村建设发展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生计的根本性问题。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经济建设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自治、法治是当今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城市化建设步伐都在加快,我国的乡村社会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和面貌,原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满足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需求。对此,本文探究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治理途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围绕研究总纲、核心议题、方法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四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从总体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可以从时间、空间、内容、领导、社会、伦理、技术等多个维度进行理论建构和总体性阐释。从主题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乡村治理中的若干核心关系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路径等作为核心议题。从方法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系统集成法、学科交叉法、辩证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视角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政治视角、伦理视角、法治视角、技术视角六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乡村发展已不再以满足温饱为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方向。当前，乡村治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通过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并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思路，对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系列文件要求,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出发,梳理法治乡村建设的理论逻辑,探索法治乡村建设的制度逻辑,有利于推动构建法治乡村建设实现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和公共法律服务向乡村覆盖,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 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     

纳粹党的企业代表会政策与德国经济民主的消亡

1920年《企业代表会法》在德国首次确立了经济民主。然而纳粹上台后,以1934年新劳动法取而代之,导致经济民主消亡。纳粹党的企业代表会政策对于经济民主的消亡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有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具有"民主"特性的精神或原则(即经济民主)在政治形态上的集中体现和必然要求.因此,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三维视野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孕育在制度环境和制度基础协同发展的相关性之中,即不仅有赖于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实与完善,而且有赖于制度环境的改善与整合,有赖于制度基础的改造与重构。只有三维同构,才能从整体上推进农村民主政治,从而避免就事论事的局限。     

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小制度”

当下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中,除了通常意义上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还存在着大量地方法制理论所关注的“小制度”。这些“小制度”有多种存在形式,包括民主恳谈、阳光村务、“一事一议”制度等。它们很大程度上并非出自政府的理性设计,而是在不同时间和领域中,互相独立的多重过程互动作用下自生自发的。农村基层“小制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培育、推进“小制度”的成长,分析研究这些制度如何在基层发挥作用,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完善与发展。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共享理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共享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完成农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历史任务和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问题的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共享的政治安排和战略行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基本逻辑上以历史延续性、中国现代性、人民主体性的共享发展为历史基点;在行动向度上以“主体、产业、环境、家园”四位一体的共享建设为核心要点;在推进策略上以发展政策、权责关系、服务机制、家园文化的共享治理为实施路径。通过全民共建、全域共治和全面共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全社会对乡村旅游投资越来越多。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以浙江省为例,选取2014-2018年569个连续样本村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资源禀赋、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首先,通过LM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其次,运用Stata13.0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旅游投资每增加1%,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就提高0.24%。政府旅游投资对提高乡村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针对提升乡村旅游投资效益提出政策建议。     

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脉络和实践理路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其薄弱环节在农村,短板在于乡村教师队伍。《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简称《计划》)颁布实施5年来,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局面得到初步好转,乡村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策实施成效显著。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2020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使得政策措施持续发力,继续释放政策红利。从《计划》到《意见》,乡村教师政策不仅带来了乡村教师队伍数量的增加,更是促进了其质量的提升。深入了解政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内在逻辑,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贯彻落实乡村教师政策,促进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是乡村教师政策历史性转折点,而党的十九大则开启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理路在于: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形成合力、坚决贯彻是基本要求;化解矛盾、突破瓶颈是关键;因地制宜、创新发展是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