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博弈与权衡

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在土地制度改革中遇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改革和完善我国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现状,首先应当在权衡其公平和效率关系下进行,在界定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的构成及效率的衡量标准的基础上,全面考察公平和效率并重所体现的前提性、良性循环的诱导性及制度的弥补性等价值内容。尤其是在法律制度构建中,注重重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念,在强调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注重从政府职能和土地所有权法理两个层面厘清公平和效率价值。且应强调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分阶段构建,其各阶段公平与价值目标的优化选择,同时完善财税、监管等相关配套制度,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目标并重。     

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展望

分析和借鉴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上,梳理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制度初步建立、曲折反复、独立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四个阶段,结合诺斯制度变迁的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分析我国农村信用社制度改革的问题,把握和展望我国农村信用社治理制度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评析

[提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不断解放思想，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年锐意创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和治国理政经验。本文基于系统整体视角，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制-规范-认知”三维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权的数量变迁趋势、高频词变化特征等进行分析，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演化历程划分为以精简事权为主的迅速推进期、以规范事权为主的间断过渡期、以事权类别调整为主的重心转变期、以“放管服”结合为主的系统改革期四个阶段，并根据三维制度环境分析框架阐释其演化逻辑，发现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具有政府职能转变“一条主线”，权力格局重塑与治理效能提升“两个统筹”，创新制度环境与深化改革双向互动的特征，为进一步优化中国行政审批制度事权改革模式，推动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演进逻辑、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四次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经历了从禁止入市、试点入市到全面入市的转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互影响的结果,政策目标导向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但目前仍然存在产权制度不完整、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和改革协同性不够等制度障碍。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改革目标,仍需正确处理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公益性”与“经营性”关系的基础上,破解制度障碍、拓展改革空间。由此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四点建议：（1）基于乡村振兴导向的目标兼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国土空间规划;（2）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服从强化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管控;（3）基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拓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模;（4）基于构建利益主体土地增值收益共享机制,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的分配方法。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研究

完善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具有奠基性,是实现学前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依据我国教育督导制度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学前教育督导制度变迁历经依附阶段(1977—1995年)、探索阶段(1996—2012年)以及独立阶段(2012—2022年)。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深受政教体制、经济体制建设以及人口发展结构等深层结构因素影响。制度成本效应、学习效应、适应性预期及协同效应塑造了学前教育督导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变迁经历了先上(高等教育)后下(学前教育)的独特背景,未来我国学前教育督导政策体系应当坚持渐进性变迁,强化协同效应,共同构建有利于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友好环境。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及其内在经济动因分析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成为社会对集体林权改革的共识。因此,加强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变迁的研究,对于明确集体林权配套改革方向、深化社会宏观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集体林权制度对于产权主体的不同界定,将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并运用经济学的生产与消费、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4个阶段的经济动因做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与国家当时经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历次集体林权制度变迁实质均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最优化目标下的制度安排,与在此安排下农民作出的微观理性选择的结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功实施均是宏观制度安排与微观理性选择相一致的结果。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     

改革共识建构的社会心态基础分析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共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基础。由于共识作为群体性认知,很容易受到群体社会心态的影响,共识的形成有着广泛及深层的社会心态基础。良好的社会心态可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改革共识的形成起着无形的组织和凝聚作用;不良社会心态有可能以强大的群体非理性力量,激化社会矛盾,消解改革共识。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重点从满足主体利益需求、促进价值认知、理顺社会情绪、增强社会信任等维度建构良好的社会心态,促进改革共识形成。     

基于改进高斯混合模型的运动目标分割算法

基于“制度-话语”研究视角,对1949—2021年农业转移人口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考察不同制度情境下政策话语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受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转移人口政策经历了巩固政权的政治主导逻辑、发展经济的市场逻辑以及共享改革成果的社会逻辑的演变历程。政策制定者的情境认知与官方传媒和大众知识结合,建构了农业转移人口“非法流动者”“农民工”“新市民”的社会身份,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为与之对应的城乡分治、城乡二元以及城乡一体的制度安排,与嵌入其中的政府治理行为共同促成农业转移人口严格管制、规范化管理以及包容性治理的历时性治理变迁。     

农地征收与供应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农地征收出让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到"三农"发展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地区样本县市2006—2011年间农地征收与出让中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抽样调查与分析发现,尽管国家不断地提供农地征收补偿标准,但农地非农化征收与出让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收益占土地出让收益比例偏低,约在3%～16%之间,而地方政府的收益份额在75%以上。其根源是现行的农地征收补偿原则是以农地的农用价值一次性补偿给失地农民及其集体,割断了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路径。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权,构建农民长期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机制需要改革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从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缩小征地补偿范围、市场化补偿、实物性补偿、失地农民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系统构建。     

新耦合治理：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的双重推进

党建与扶贫需要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相互促进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及基层的共识。基于湘西茶乡的个案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和基层党建之间相互嵌套所形成的治理机制蕴含着不同于既有理论的新模式。通过强化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输入以及“党支部+合作社”的基层实践策略,基层在扶贫领域形成了政党主导式扶贫,在党建领域建构了实践型党建,两者之间产生双向再生产的新型耦合秩序。相对于“国家—社会”关系范式,这种新型耦合秩序在宏观层面更契合“政党—国家”的制度环境,在微观层面更符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日常工作实际。从农村基层治理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讲,精准扶贫与基层党建之间的新型耦合秩序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结构,成为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向之一。     

论中国多党合作制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

制度变迁是参与各方对制度的思想基础达成共识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国多党合作制历经制度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个阶段,是制度创新成功的典范,其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否保持稳定的政治共识,是能否持续＂各守其位,各负其责,求同存异,亲密合作＂政治局面的关键。然而,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认识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并未有机结合,从而有必要在执政党的推动下,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思想基础,以继续创新我国多党合作制。这个共同思想应该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功能,在社会公平、正义基础上使人民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和自由,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理想。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演化、特征与经验——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略和中国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涉及的领域众多,为准确提炼出其核心内容,本文基于文献关键词的主题聚类结果,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发文时间、类型分布等计量分析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总体脉络。运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对政策标题进行文本深度挖掘,根据政策热点主题和政策变迁趋势等,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演化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宏观调控阶段、重心转移阶段和系统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探析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耦合特征,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从形式、动力、主体和目标四个层面逐渐形成了突发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并存、内生性驱动和外在性拉动结合、党依法执政与政府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问题为导向创新的中国经验,为发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势提供有益借鉴。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数据要素制度的基本要旨与合规启示

构建以数据产权为基础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其基本要旨是统筹推进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协同发展的数据要素市场,协调和处理与数据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数字化生产关系。数据流通与交易制度应体现高效与合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应体现效率与公平,数据要素治理制度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     

论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

［摘要］借助“意识形态——制度变迁——发展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对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未来发展绩效的影响。科学发展观继承了我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用的能动主义”的基本策略取向，同时又体现了我党对解决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新矛盾、新问题的主动回应与系统筹划。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完善和全面贯彻落实，我国正在经历从“增长共识”到“发展共识”的过渡，并正在通过更加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实现新一轮经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最终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的展开，必将使科学发展观的制度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变迁,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和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这些均意味着制度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逐步迈上了正义之路。然而,目前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对福建“新圩经验”的分析

加快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福建省华安县新圩村的“新圩经验”表明: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据此理念,新圩村通过建立利益表达的“输入—反馈”机制,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并防止信息反馈的失真,实现了基层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平等、理性的协商来达成共识,实现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通过建立“两委主导,多元参与”的决策模式实现了民主决策机制的创新。虽然“新圩经验”的具体制度设计立足于本村现实,但其体现出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却具备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