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贫困视角下的护理救助：需求评估与政策选择

中国在2020年年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目前已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新阶段。相对贫困概念将失能纳入贫困范畴,推动护理救助成为现代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要件。在相对贫困治理中,护理救助发挥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从消除绝对贫困迈向治理相对贫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护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绝对贫困治理和护理保险试点制度排斥又维持贫困家庭这一矛盾,致使护理救助需求愈发强烈,进而成为相对贫困治理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理应推进护理救助制度建设,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国内各地先行经验的基础上,厘清护理救助与护理保险的关系,从目标对象、主要内容、递送方式、责任主体等方面合理设计和制定护理救助政策,同时加强护理救助与就业救助等发展型救助制度的衔接联动,切实满足贫困家庭的护理保障和自我发展需求。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江苏省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设计和成本预测研究

贫困按其成因可分为收入型贫困和支出型贫困。提出建立收入型-支出型贫困救助相结合的具有保障和发展双层目标的多元化救助体系并进行救助成本的预测。其中收入型贫困救助体系内容设计包括一般低收入家庭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和残疾人救助,支出型贫困救助体系内容设计包括因病支出型救助、因学支出型救助以及因灾支出型救助。分别对收入型贫困救助和支出型贫困救助成本进行预测研究,按照保障范围和标准,预测分高、低水平。基于成本预测结果,设计三种社会救助方案：收入型高水平-支出型低水平、收入型低水平-支出型高水平、收入型高水平-支出型高水平。通过比较三种方案成本预测结果发现江苏省当前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距离“保障和发展双层目标”的实现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救助：现代功能、实践困境及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贫困治理现代化:理论特质与建设路径北大核心CSSCI

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组织机制在减贫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致力于建构援助者和服务对象“内外结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协同互动”的结构体系,也是兼顾传统发展智慧和现代治理技术,积极推动居民认同及参与,不断提高贫困治理系统性的过程。未来,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还需要以农村社区的本土发展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充分挖掘乡村留守群体和青年群体的优势能力,并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和人文治理三个维度,优化贫困治理结构与秩序,推演出更加多元和符合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     

社会救助的贫困治理绩效及其“陷阱”规避——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通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定居点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家庭因迁移致贫、返贫.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救助能够保障贫困移民基本生活所需,却不能够促进其充分就业,所以容易引发“贫困陷阱”.为了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救助的贫因治理绩效,基于国际社会规避“贫困陷阱”一般经验,提出了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构建就业激励导向的救助策略.     

论城市贫困救助中的服务型救助

发展服务型救助是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在救助理念、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全面拓展,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开展的社会救助,是城市贫困综合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城市贫困救助既有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应急救助互相搭配、各司其职,可以有效地解决反贫困实践中制度刚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应从框架设计、机制设计、技术设计、监督评价机制、经费保障等五方面创新发展服务型救助的政策。     

论对城镇贫困群体的医疗救助

对城镇贫困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对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医疗救助工作应因地制宜,从救助的原则、对象、模式及救助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等方面入手,创新救助方式,加强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建设,着力构建独具特色的城镇贫困群体医疗救助运作体系。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管理会计的创新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中国经济现阶段存在的供需错配的问题。管理会计的供给侧改革,则是企业在适应新常态下价值管理的创新战略。管理会计的创新即以信息决策和内部控制为工具和基础,以价值增量为目的,在微观层面上为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实践依据,促使企业在管理层面上能够和国家改革目标一致,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高校学生工作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困境及路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市场化和大众化阶段,教育环境的变迁对高校学生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供给侧改革"是党和国家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以创新引领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保障和创造有效供给"的改革思维对高校学生工作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有助于破解学生管理体制机制僵化、学生工作模式不平衡、学生工作边界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建构"五位一体"的改革路径,有助于提升高校学生工作的准度、精度和效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新方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践中创造了坐标系变换方法、矩阵波秩序方法、全要素动员方法、回归线折射方法和有限元逼近方法等新方法.这些方法更注重初始条件的多元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和研究学科的交叉化,深化了对供给侧改革理论体系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建构.     

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究

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是企业追求高质量创新路径的重要引导,是新时代创新战略的必然选择。基于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视角,构建政府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演化博弈模型,并以深沪A股124家企业2011-2017年专利和研发数据,分析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前后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策略以及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最终趋向于"激励-实质性创新"的均衡解。供给侧改革前,企业注重追求"高速度、高数量"的创新产出;供给侧改革后,企业开始逐渐增加"高质量"的发明专利申请,减少实用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科技创新产出,企业规模和股权结构对企业实质创新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深化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力度,构建以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动大规模企业创新进程,重点扶持中小规模企业创新发展。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     

结构 ·格局 ·精神——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建构研究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小而言之,是针对人才与创新输出的局部改革;大而言之,实质上恰是中国宏观经济供给侧改革的缩影。高等教育掌控了供给侧改革的人才与创新两大核心要素,并且,两大要素与社会产生力,以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结构建构、格局建构、精神建构等,为最终实现由供给侧向需求侧不断渗透影响,从而激活整个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同时,针对高等教育供给侧的改革,也将对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发展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具备大转动能力的2-PUR-PSPR并联机构

运用边际分析法和拓展的C-D生产函数构建土地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测度模型,探讨中国2000—2016年土地资源错配效率损失及变化特征,针对性提出土地资源错配纠正策略。结果表明:2000—2016年中国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效率损失从3.29%下降到0.56%,空间错配效率损失则由9.34%下降到4.60%;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指数小于空间错配指数,但土地资源部门错配效率损失值大于空间错配;中国土地资源错配类型、成因、损失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中西部错配程度较大,但效率损失值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土地资源错配效率损失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主要结论:中国土地资源错配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损失依然比较严重,制约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减轻土地资源错配损失;提升农地边际收益是纠正土地资源部门错配的根本路径;差别化区域发展战略与用地政策是纠正土地资源空间错配的有效且必要手段。     

产能过剩的现状、前因后果与应对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重要问题。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后果、成因、应对以及应对的代价进行了一个梳理。产能过剩的形成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共性,也有中国特色制度背景下的特性。鉴于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产能过剩的应对是一个重要且迫切的任务。借鉴日本的国际经验和中国过去治理产能过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产能过剩治理从“一带一路”、市场机制改革以及坚决地去产能等几个方面多管齐下,制定了全方位的对策,并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是产能过剩的治理也面临着大量的就业岗位转型和社会稳定问题。因此,政府相应推出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的促进就业的政策,以减小产能过剩治理的代价。     

从物流的需求属性论物流的本质

针对中国物流市场“小散乱差”、大多数货运企业未真正实现传统货运向现代物流的转型升级问题,从哲学角度分析物流的本质属性,以经济学中的社会分工与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分析物流产生及发展机理。研究认为,物流是社会经济的派生性需求,物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物流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自相似同构,物流需求与供给相互作用,朝着个性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依据服务理论,物流的本质是服务,是物流企业提供给客户的物品空间与时间位移的服务,物流以运动的形式存在于整个过程中;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可见物流需求与供给性矛盾突出,建议增加物流供给数量,扩大物流供给范围,提高物流供给质量,物流企业应找准细分市场、提供精准物流,政府应定位好角色、物流行业协会应发挥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既是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议题,以往学术界对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提升的研究却相对滞后。为了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顺利实施,采用文献调查与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在总结中国其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产业背景—供给侧问题—结构性原因—改革对策”的逻辑思路,以收费公路这一特定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为例,从企业、产业与区域3个层面指出产业供给侧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并提出提升收费公路产业有效供给的改革对策。研究认为,运营效率低下是收费公路产业供给侧问题的集中体现,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分别是企业层面的运营模式结构失衡、行业层面的公路收费制度僵化以及区域层面的属地管理模式;借助PPP模式加快收费公路产业市场化进程,以公路项目微观效益为标准分类实施公路收费政策,在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进行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统筹收费公路管理成为未来行业走出运营效率低下困局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