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加强和改进国家政权机关党组建设

执政党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在于为人民的利益执掌好政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加强和改进国家政权机关的党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作用，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加强党对国家政权机关领导的重要途径和保证。本文试就加强和改进党组建设的几个重要的理论性、政策性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一、充分认识设立党组的必要性在党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要不要设立党组和重视发挥党组的作用，这是加强和改进党组建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十四大党章和党中央的一些文件进一步对党组…     

关于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几个问题

在对北伐战争时期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中,不少文章、著作涉及到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一机构问题,有的作者说,“两党联席会议形式扩大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有的作者说,“两党联席会议把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党内合作,发展为党与党之间的合作,从而既提高了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也支持了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把国共合作推出到一个新的领域。”有的作者甚至说,“接着又成立了……两党联席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应当指出,上述论断和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本文想就一些史实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辩析。     

国民革命中的农民动员与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国民党人对阶级斗争问题有深刻而且精当的认识,但在主张上仍反对在进行阶级斗争。国民党一大改组以后,在扶助农工政策指导下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动员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阶级斗争事实,而且阶级斗争成为国民党基层工作人员组织动员农民的有力武器。但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实际则是逐步站到了工农阶级的对立面,推行的是反对工农阶级的阶级斗争。国民党的转变有其历史根源,也与其对国民革命中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有关,深刻原因则在于国民党根本立场的转变。     

百年农会史研究述评

百年农会衍生变异,显现为清末民初的士绅型农会、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南京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农会、中共苏区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前后的农民协会、文革前后的贫下中农协会及至当代中国复兴的农会等形态.农会组织的发展道路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农运政策及实践

纵观整个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由过去忽视农民问题转为开始重视农民问题。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十分积极地领导和发动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国民党还把农民运动推进到农村土地革命的深度，促成农民运动的高涨；然而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叛变，国共矛盾的加剧，国民革命形势的危急，国民党开始视农民运动为破坏革命的因素，实行了压制和制裁的政策，终而导致农民运动的失败。为了便于论述，下面把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及实践，分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即1924年国民党一大到19…     

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党建政策变迁的历程及经验

在社会组织中成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而独特的领导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要求。根据社会组织党建的组织框架和主要载体的差异,可以将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党团（组）为主基层党组织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为主党团（组）为辅时期、基层党组织和党团（组）并重时期。社会组织党建政策的百年演变历程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围绕党的历史任务推进社会组织党建、赋予社会组织党建时代性、保持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设置形式的灵活性、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自治、促使社会组织中党组织“运转起来”。     

中国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同革命的民主政党及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思想。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到了1924年中共     

大革命时期的何香凝

<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何香凝除了是廖仲恺夫人的特殊身份外,在国民党内仅是普通党员而已。1924年8月,何香凝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后,其政治和组织才能逐步显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亦日益提高,成为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之一。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专文对她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和业绩作较为全面的论述,本文试作些探讨。 一 在大革命时期,何香凝以主要精力从事妇女工作,在她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内妇运领袖的努力下,以及中共妇运领袖蔡畅、邓颖超等的鼎力相助下,中国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厂大妇女积极投身国民革命,从而开拓了妇女运动的新纪元,这无疑是何香凝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功绩之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虽然写上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     

中共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分析——以解放初期上海的社团工作为例

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中共,在接管上海以后,为控制上海城市社会,一方面宣布取缔和解散反动党团以及一些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社团组织,另一方面迅速着手接管和建立新的社团组织,作为组织和动员民众的重要手段;同时,对原有普通民间社团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对策,接收、改造并最终基本消灭了这些组织。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近代以来社会力量十分强大的上海民间社会基本被中共完全改造并接管,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论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中的错误,是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极力扶持国民党“左派”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导致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其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主张通过国民政府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直接导致陈独秀不敢领导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其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作用,忽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导致陈独秀忽视对国民革命军的争取,忽视发展工农武装。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地方政权中的党团制度、“三三制”与党政关系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权建设,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实行“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的选举和运作过程中,“三三制”与党团制度相辅相成。党团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系统和群众团体中设立的机关。以各级党委为核心,以各级政府党团为基础,辅以政府党支部和党团成员的活动,抗日根据地逐渐形成一套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党团运作制度。党团一身二任,既要确保集中,又要兼顾民主：一方面要服从党委决定,贯彻党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推动“三三制”政府建设,扩大政治参与。相较于同政府的关系,党团与党委的关系更为根本,这表现在党对根据地政权的全面领导上。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设计、推动、调整党团制度与“三三制”,以塑造正确的根据地党政关系。     

周恩来与广东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共在南方党组织和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的工作,对中共广东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武装斗争,开展统战工作,抢救被困于香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等,作了大量的指示,给予了正确的指导,为广东抗战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指导中共广东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壮大抗战力量　　在八年抗战过程中,中共广东组织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与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分不开的。(一)帮助中共…     

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与启示

国民革命时期的论争纷繁复杂。中共党内、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等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国共合作方式、对待国民党右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发生了系列论争;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种种非马克思主义者-e．．N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总体来看,论争主要围绕“掀起一场什么样的国民革命”而进行,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试论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党建工作

试论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党建工作邢有瑛我们在研究探讨新时期加强机关党建的途径、方法时，首先要根据机关党的设置的特殊性、研究机关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我们知道，党章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同时，党章...     

论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分化

国民党改组以后，通过青年党员们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上海地区的青年学生们认识到参与政治运动以及与政党（特别是改组的国民党）进行联系的必要性，改组了包括同乡会在内的各种各样青年团体及各校学生会、上海学联等组织，学生运动由此向国民革命运动转化，同时上海学生界由此也出现了“国民革命参与派”和“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派”的分野①。但不久上海学生界又重新走向组织和理念的统一。上海地区青年学生们是如何在组织与理念统一情况下，成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社会势力呢？对此，笔者试图从五卅运动入手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五卅运动…     

冯玉祥和李宗仁之比较观

冯玉祥和李宗仁都是国民革命史上著名的地方实力派将领。二人同为北伐名将 ,抗日功臣。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 ,二人与蒋介石的斗争几起几落 ;与中共的关系也颇多曲折。冯玉祥晚年走向民主 ,而李宗仁则毅然回归祖国。二人的人生轨迹、思想意识发展既有共通之处 ,又各具个性     

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研究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设立了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专员公署是边府的代表机关,它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边府与县政权之间一个重要的行政层级,是边府不可或缺的臂膀。它援引国民党地方行政制度,但经过中共的改造和创新,明显具有抗日民主政权的特色。与国民政府专员公署相比,陕甘宁边区专员公署是廉洁高效的政权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之下,中共专员公署建设出了高效廉洁的地方民主政权,发挥了在许多方面国民党专员公署无法比拟的作用。从专员公署制这一独特视角,我们可以看出,国共两党不同的历史命运。     

着力提高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质量 切实增强党组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党八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实现正确领导的根本保证。面对新时期、新任务。我们必须着眼新情况和党组实际。不断强化民主集中制意识,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确保党组决策正确科学,确保党组班子集中统一,确保党组意志决定实现,推动黄山质监事业全面发展。     

试论冯玉祥五原誓师

冯玉祥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是由来自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社会主义苏聪的三种动力和来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一种压力促成的。五原誓师是冯玉祥领导国民军正式参加国民革命的标志,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轰轰烈烈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