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社会小说叙事结构模式考论

清末民初小说家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拔高小说的社会功效,注重小说的实用价值,这种功利主义的追求,使得社会小说突破既有文体框限和题材藩篱,具有连通"寓言体"与"写实体",穿插鬼域与人间,跨越家庭空间与社会广域等多重叙事结构模式,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拓展了多种可能的空间。     

本土、异域、虚拟世界——清末民初小说的三重叙事空间

纵观清末民初的小说,可以看到其叙事空间方面的鲜明特点:首先是小说描写的国内本土空间的空前扩张;其次是小说广泛地拓展了国外异域空间;另外,小说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元的超现实的虚拟空间。这些精心设置和呈现的叙事空间,从文学史意义而言,不仅使得我国古代小说叙事空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深入,而且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情爱叙事的深层意蕴

小说中的情爱叙事常常表现出超时代的隐喻意味,这种隐喻意味不仅呈现了情爱叙事本身的永恒性,也使小说具有哲学或宗教思想的深度,从而表现了“人类的永恒困境”。这种深度情爱叙事提供了文学对人生发现的可能性,它面临的困境是思想与形象如何粘合、小说如何有所发现,而不是简单地演绎一个哲学或宗教观念。     

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近代化报刊也逐渐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小说与报刊业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微妙复杂的关系。在清末,小说与新闻业呈同步发展的态势;而到民初,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小说事业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的小说有80%登载在报刊上,民初的登载率又远高于清末。除小说专门杂志外,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以及一些综合性报刊也大量登载小说。其中,小说产量与小说杂志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以小说杂志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海派市民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寓言

以徐、苏青、张爱玲、无名氏为代表的海派市民小说作家,为我们铺陈的是一幅幅充满欲望与理性冲突、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世俗生活图景。情爱是他们的文学世界、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情爱并没有成为最终的理想和信仰,反而作为构成伦理困境的关键因素,贯穿在他们的思考与寻找之中。其中包括爱与超越的可能;爱作为超越的困境;爱与信仰的难以达成。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异质空间的现代欲望——论租界语境下清末狭邪小说的情爱叙事

清代情爱小说的趣味格调不仅因时而变,而且因地而异.19世纪90年代之前,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意旨在欢场之外,作者在才子与妓女的故事中有所寄寓,小说散发着浓厚的才子佳人味.当清末小说的创作队伍、传播媒介、阅读群体向上海汇聚,当小说的故事空间钟情于上海租界,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品格风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上海租界空间为背景的狭邪小说褪去了才子佳人故事的浪漫虚幻面纱,笼罩在上海租界的消费娱乐氛围下,书写快乐原则和金钱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情欲冒险.同时,上海租界的淫冶风气与女性解放观念的结合,使得狭邪小说所描写的花界恋情接近了现代爱情的本质.     

苍凉的沉落——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转型与作家心态

哀伤构成了以徐枕亚为代表的清末民初鸳蝴派小说的情感基调,这渗透着作家对现实的失望与对革命的悼亡。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包天笑、周瘦鹃等人新的题材、形式的鸳蝴派创作,开始显示出家国意识的式微与现代市民世俗意识的渐兴,而徐枕亚等老派鸳蝴作家在这种语境中却呈现出焦虑与矛盾的心态。徐枕亚等人与包天笑、周瘦鹃的创作呈现出鸳蝴派自身的历时性嬗变,其中嵌透着传统文人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不断调适与最终的悲壮沉落。     

文言情爱小说叙事时间的基本模式

本文论述了文言情爱小说叙事时间的构成特性及其蕴意。叙事时间包括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两种时间均有其最本质的模式,两种模式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和差异性。故事时间的形式内涵稳定不变,而叙述时间的形式内涵处于变异和规范中。文中引用具体作品分析了上述问题     

从前期《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小说观念在不断地流变,在清末民初这个社会多变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尤其突出。本文以前期《小说月报》(1910—1920)为例,通过具体考察它对小说的理解,对小说栏名称调整的用意以及对言情小说认识,来审视、解读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     

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基本特征析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烙印,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以实业教育的形式发展并由附设在洋务实业到逐渐独立设置;职业教育体系初步确立;职业教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宣传、研究、试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教育机构正式成立;女子职业教育是这一时期的新生事物,发展较快。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论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

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伴随着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发生的,在这一发生和演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意识,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质,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实践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新型群体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涤下,内部在对待工农大众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化,勾勒出了三大知识分子类群的明晰分野,这一明晰分野的相对稳定性也就标志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转型的成熟。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论清末民初福建教育会社

本文以清末民初的福建教育会社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福建教育会社的产生及其演化的发展脉络,解构了福建教育会社的组织机制,阐述福建教育会对近代福建教育的贡献,并揭示福建教育会社走向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

士绅一直是地方志的主要编纂者。随着清末民初社会剧烈变动 ,江浙士绅开始转型 ,出现新旧兼学的新型士绅 ,其知识结构、思维视野及价值观念相应发生变化 ,新型士绅构成江浙地方志编纂的主体。在时事嬗递与士绅转型的双重因素影响下 ,江浙地方志从编纂理论、体例门类、编纂方式到方志内容 ,发生了自宋代以来最大的变化。而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危机的刺激下 ,负有使命感的进步士绅促使乡镇志再度兴盛。江浙士绅与地方志的互动关系折射出清末民初江浙社会文化变迁复杂而丰富的面貌     

清末民初演说意识的嬗变

清末民初的演说意识受益于福泽谕吉倡导的“著书立说”主张影响,与英文Speech语义翻译有直接关系.此种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不是词语的引进,而是词义的辨析.演说意识的嬗变对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倾向和报章“新文体”产生深远影响.     

在爱与欲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五种情爱书写

本文将上世纪90年代小说文本中的情爱书写概括为扭曲的欲望书写、赤裸的欲望表达、真诚的精神逃避、无助的揽镜自恋、顺世的情爱合唱.认为五种截然不同的书写,表明了不同的写作群体诠释情爱时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角度,同时也寓示了性别在文学话语中的潜在作用,而我们亦可从这种由作家的独语组成的众声喧哗之中,谛听出某种合唱的旋律与未来情爱的发展方向.     

清末民初小说观念转型与《红楼梦》阐释的公共化

1897—1916年间,清末民初文坛上围绕着小说界革命问题而对《红楼梦》进行大量讨论,其中,侠人、王国维、管达如、成之、蔡元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这些阐释文章看起来观点不一、视角多元,但其共同点是论者都凭着自身有限的跨文化对比视域,引进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观点,关注《红楼梦》的社会性指向与反传统内容。重点是,在清末民初初步形成的"公共领域"中,《红楼梦》第一次从"社会公义"的角度被阐释,《红楼梦》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美学意义、伦理意义都在"公共性"的平台上被展开讨论。这是《红楼梦》阐释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文化事件,同时在现代文学发生史上也有着特别的意义。     

论清末民初的复科举主张

科举革废所带来的另面影响,加之新式教育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清末民初不断有人提出恢复科举.这其中既有传统士绅黄运藩和李灼华,也包括曾经激烈批判科举制的新学巨匠梁启超,留学生程树德也加入此中.复科举主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招致了力主废科举者的强烈反对,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     

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

绅士是清代特别是晚清湖南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湖广分省增加了湖南生员的数额,而晚清湘军的崛起使通过军功和捐输取得功名成为乡绅的人数剧增,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社会的庞大群体。清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乡村政权的建立、国家对地方公共事业的干预以及宗族势力的瓦解,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士绅通过创办或接受新式教育、参与地方自治等公共事务、兴办近代企业等途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立宪的广泛社会基础,并影响了湖南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