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诗坛依韵唱和用韵艺术的回顾

依韵唱和是用限韵赋诗或依韵和诗的方式,表达诗人与诗人之间酬、唱、赠、答的友好关系,以交流诗人感情或思想观点的文学艺术活动。我国《诗经》中即有反映男女邀歌对唱,以表达彼此爱慕之情的诗篇。20世纪以来,许多诗人打破古代限韵唱和诗的框架限制,重视和倡导限韵赋诗与依韵和诗的文化遗产,写出了许多新型时代旋律的唱和诗篇。举例介绍了唱和诗中步韵、依韵、次韵、用韵、和韵的含义及其特征。     

试论宋仁宗朝前期文人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

北宋仁宗朝,文人雅集唱和活动频繁,唱和诗作特征突出。本文考查宋仁宗朝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文人集团的普明寺后园避暑吟诗会、龙门之游诗歌唱和、嵩山之游诗歌唱和、会隐园会吟这四次雅集唱和活动与诗作。其诗歌内容,以描写自然景物为主,其次是政治抒情,再次是友谊之作;在诗艺上,尝试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手法;唱和形式以和韵、次韵、依韵为主;在语言上,清新流丽;体裁上,以五七言古体为主,都蕴含着诗歌发展的新质。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元白唱和诗与地域文化传播

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既充当对方唱和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二人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外任地唱和诗数量亦远超京城为官所作。不容忽视的是,元白与所处环境时刻进行着双向互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元稹、白居易生存于不同地域环境,受新地域文化、水土的滋养和培育,在移动过程中竭力表现所在地的景观。当地风土习俗、山川名物,大大拓展了唱和诗题材内容;反之,元白长达三十载的往来唱和,又为推动地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皮陆与韩孟、元白唱和之关系

中期唐诗坛发生了题材倾向从重大、高雅向琐细、平凡的转变.韩孟、元白两大文人集团的唱和之作,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特征.晚唐著名的松陵唱和中,皮日休、陆龟蒙等对此多有继承和发扬,诗的取材更为凡琐,多小视角,且多杂体.其唱和的深度无疑超越了前辈,而且把唱和这一诗歌存在方式真正传播到了民间.     

次韵唱和探源

关于次韵唱和的首倡者,文献中有两种记载,一种认为是元稹、白居易,今人多采此说;另一种认为是卢纶和李端.考察后发现,北魏时王肃的两位妻子之间的两首唱答诗是现今所见最早的次韵诗.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白居易半格诗规制考

白居易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创造了半格诗这一新的诗体,融合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律规范于一体。就字数而言,半格诗不受字数限制,多用12句、16句、20句等句数类型;就平仄而言,合律诗句和不合律诗句同时存在且比重大致持平,多用粘对律和拗救;就用韵而言,其韵式分为一韵到底、邻韵互押和中途换韵三种,平声韵部使用频率较高;就对仗而言,主要分为律诗的工对、古体诗的对仗和无对仗等三种类型。其规制介于古体诗和近体诗之间,别具一格,"似古非古,似律非律",为古典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元和体”诗学意义

《旧唐书》以元白自述中的“元和体”概念作为书写中心,以元白的文学活动作为传记的重要内容,又以本时代对元白的接受作为考量标准,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的阐释观念,元白在五代的被接受状况也被呈现出来了.史臣通过对元白入传位置的调整,淡化了元白作为一个诗派的特定意义,通过对传记文本内容的增删改写,转而以传主的政事行为与相关事件为中心,这也就瓦解了《旧唐书》以元白作为一个文学唱和群体而主盟元和诗坛的文学格局建构.从元和诗、元和格、元和诗体到元和体演进的具体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文学概念的确定过程及其具备的文学史意义.     

晚唐咏物诗题材特征论

咏物诗是诗歌创作中的一大门类,晚唐咏物诗创作尤为可观。仅就题材而论,晚唐咏物诗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第一,自然界之物居多,社会人事之物较少;自然界之物中又以弱小者居多,表现出异于传统的鲜明个性。第二,呈此消彼长之势。第三,所咏之物多为带有悲剧性色彩之物。晚唐咏物诗在题材上表现出来的对琐细之物与具悲剧色彩之物的偏好的特征,是社会时代心理与创作主体审美情趣的反映。     

论唐前赋得诗的特点、地位和影响

摘要： 赋得诗是随着南朝文人即席分题赋诗的出现而产生的诗歌新类别。在命题上,唐前赋得诗一般采用“赋……得……诗”、“……赋得……诗”、“赋得……诗”的形式。在题材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指向咏物、咏诗、咏史、赠别。在形式上,唐前赋得诗主要是五言四韵,至于七言、杂言的赋得诗,四韵以外的赋得诗,都很少;绝大多数押平声韵,押仄声韵和换韵的情况比较少见;分韵赋诗和题中用韵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唐前赋得诗创作推动了南朝永明体、宫体和以陈后主为首的三个诗歌创作群体的形成,对南朝诗歌不断追求“新变”产生了影响,推动了齐梁以后诗歌题材的大发展,也使齐梁诗歌诗体短小、精雕细刻、讲究四声、语言绮艳的特点进一步固化。   　
　
　　
     

彭开勋与《南楚诗纪》

彭开勋《南楚诗纪》收录湖南各府厅州县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纪胜诗400余首,概述了湖南全省历代山川陵墓、名胜古迹、神庙寺观的历史沿革、修复情况和名人吟咏等。一地一诗,详加诠注,是为难得之湖南纪胜诗。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迎向诗意“空白”的世界——论现代汉语新诗咏物形态的创建

现代汉语新诗自诞生起,就不再拥有古典诗所依靠的“原道”、“征圣”、“宗经”等形而上学基础,因而陷入了诗意“空白”的困境。在创建新的抒情主体,抒写新的世界的过程中,汉语新诗人创建了两类不同于古典诗歌的咏物形态：一类是在词语的建筑和发明中,寻找和经营“空白”,它们在咏物诗中常以否定式或悖论式的修辞策略进行诗意言说,对词与物的关系作了各种尝试和探索;一类则努力将来自革命的、民族主义或政治鸟托邦的意义和声音本体化,作为咏物的基础,形成了一套影响巨大的意象结构。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川陕古道上的七盘岭和七盘岭诗

川陕古道上有4座山岭名七盘岭,自北向南依次为褒城七盘岭、嘉陵江东岸七盘岭（唐宋时）、广元东北七盘岭（明清以后）和武连七盘岭。自古至今,多有人将几个七盘岭特别是将唐宋时嘉陵江东岸与明清时广元东北七盘岭混淆,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人张邦伸对唐宋时嘉陵江东岸五盘岭又名七盘岭的误驳和《唐诗鉴赏辞典》误释褒城七盘岭为广元七盘岭,因而有必要进行分辨。历代关于七盘岭的诗,或抒情,或壮怀,或咏物,或纪事,或豪放,或深沉,或一地一咏,或两地合咏,精品迭出,各有所重,色彩斑斓。     

传统吟诵与音乐的演唱

吟诵是按照一定韵律和节奏诵读古典诗文的传统方式。2009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吟诵周”活动中,出现了风格不同的四种吟诵模式。这四种吟诵模式大致可分为传统吟诵模式和与音乐演唱非常接近的吟诵模式．表现出传统吟诵与音乐演唱复杂的关系。从相同方面看,传统吟诵与音乐演唱都属于演唱艺术范畴,内容与形式都达到高度的统一。但二者又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传统吟诵与音乐演唱实际上是同源异流＋从艺术表现手段和临场演唱技术上差别极大．在学习、传授方式上也迥然不同。认识到传统吟诵与音乐演唱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吟诵之学的现状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论朗读在语言文学学习中的作用

文学作品历来拥有广大的诵读爱好者。通过诵读,神领古人或慷慨激昂的胸怀,或寻寻觅觅的思绪,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蕴往往因此而更为深入地融会到了现代人的心胸之中。朗读对人们情操的陶冶、对心灵的感染,对思想的启发、教育的作用,远比说教式的讲解、比分析语段的结构、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要细微入神,要动人心魄得多。所以必须重视对诗文的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