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率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

在不同通货膨胀率趋势状态下,通过研究通货膨胀率对股票实际收益的影响关系,可以判断股票市场与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检验发现:1994年1月至1999年12月通货膨胀率下滑时期,通货膨胀率与真实收益率微弱负相关来源于不显著的代理效应;2000年1月至2009年7月通货膨胀率震荡攀升时期,通货膨胀率与真实收益率显著负相关来源于显著的代理以及货币幻觉效应。因此通货膨胀率影响收益率的传导机制以及市场对各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敏感度都取决于通货膨胀率趋势状态,而采取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事先抑制通货膨胀率趋势性上扬,就能起到维护市场稳定发展的作用。     

小公司效应——来自中国股市的经验证据

小公司效应是指公司规模的大小与该股票的市场收益率之间呈相反的关系。本文运用SPSS系统,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检验我国股票市场公司规模与投资收益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小公司效应,即股票的平均收益与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宏观信息对中国股票收益的影响

采用1996年1月至2002年8月之间的月宏观经济数据与股指为样本,运用VAR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受宏观经济信息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中国股市的股票收益受宏观信息影响不超过30%,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收益的影响不显著。     

经济增长、股票收益率与股市流动性 之间的时变影响 ——基于TVP-SV-SVAR 模型的分析

中国股市流动性对提高股票收益率,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股票收益率与经济增长对 股市流动性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将经济增长、股票收益率和股市流动性同时纳入TVP-SV-SVAR 分析 框架中,从时变视角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股票收益率是股市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的 单向Granger 因果关系,股市流动性对股票收益率具有较强的时滞效应且时变性非常显著,经济增长对股 市流动性的冲击效应呈现“勺子”形态,而股市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呈现“山谷”形态,不同时点 的股市流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时变性。据此,建议从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完 善股票市场制度、建立风险对冲机制等方面保持股市充足的流动性,以提高股票市场稳定性。     

中国股票收益与实际经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分析

研究1995年1月至2002年1月中国实际股票收益率、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活动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中实际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呈明显负相关关系,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活动呈反向关系,实际股票收益与实际经济活动呈正相关关系,但短期中实际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的关系不显著,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因此,虽然中国股市短期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同步,但是从中长期看,它较合理地反映了1995年～2002年1月期间的国民经济总体情况,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并没有发生背离。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检验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线性关系,发现二者呈现非线性特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结构性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模型 (SSTAR) 阐述两者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成为影响我国股票市场的重要因素.投资者情绪在牛市中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且投资者展现非理性投资行为;而在熊市中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表现出瞬时促进作用,以及冲击效应持续时间较短特征.最后,股票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具有一定正向推动,但冲击持续时间和强度相对较弱.     

上海股票市场"规模效应"的实证研究及原因探析

"规模效应"是股票市场上一种重要的异常收益现象,反映了股票收益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反向关系.选择沪市所有A股为样本,以流通市值来衡量公司的规模,1997年1月至2002年12月间沪市股票(组合)的平均收益与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通过逐月横截面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了公司规模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证明了沪市"规模效应"的稳健性.上海股票市场"规模效应"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操纵和公司购并行为.     

中国股票市场资产增长效应存在性的实证分析

资产增长效应的存在对市场有效性理论提出了挑战,近年来该异象受到金融学界的关注。然而截至目前,关于我国股票市场资产增长效应的研究却很少,而且得出的结论也存在很大差异,鉴于此,选取总资产增长率等5个具有代表性的资产增长度量指标,以1994-2012年沪、深交易所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分组方法、时间序列回归方法以及法马-麦克白斯(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的方法,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中资产增长和未来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且在控制了规模、账市比效应后,资产增长与股票收益之间负相关关系仍然显著存在,这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资产增长效应。     

上海证券市场股票收益和流动性研究

选取2004年10月1日至2005年3月1日上证50成份股数据，采用Wind资讯金融终端日交易数据构造的非流动性代理变量与北京色诺芬CCER高频分笔交易数据得出的代理变量这两种方法，度量股票市场的非流动性。研究结果表明，股票收益是非流动性代理变量的增函数，且第二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更明确。实证结果还发现，股票市场不存在流动性波动风险溢价。     

新闻媒体报道对投资者情绪影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当前,媒体的商业价值日益突显。新闻媒体往往通过对股票市场的预测和评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预期和市场运行。利用我国财经权威媒体2007年1月至2014年10月对股票市场的报道文本,可构建媒体报道的衡量指标,并结合投资者情绪的波动状况分析了媒体报道、投资者情绪和股票收益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首先,媒体报道的乐观倾向、市场指数收益率对情绪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媒体报道密度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测并不会对情绪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市场收益率自身呈现一定程度的反转效应,媒体报道的乐观词汇比率、乐观报道比率同样会对市场收益率产生正向冲击效应;最后,牛市环境下媒体报道的乐观倾向对情绪的影响比熊市环境更为显著。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资本市场管理体制,有必要对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监管,以确保股票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和有效地传递。     

A股市场FF模型适用性的实证研究

对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即股票预期收益率与市场溢价因素、公司规模因素和账面市值比因素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分析样本,得出以下结论:总体而言,三因素模型在我国股票市场是适用的,可以作为一个方便实用的工具来帮助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中国股票市场具有规模效应和账面市场价值比效应,价值型股票的收益率高于成长型股票的收益率。     

沪深股市周内效应再检验

运用GARCH(1,1),GARCH(1,1)-M和EGARCH(1,1)模型,对中国沪深两市收益率进行了收益率均值的周内效应和收益率波动性的周内效应实证分析。同时对样本区间进行分段处理,以检验自1996年起实行的涨跌停板制度对股市周内效应是否存在削弱作用。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在相应的样本区间存在显著的周内效应,但是在不同区间周内效应的具体分布不尽相同。同时发现,股票风险的增加能够增大收益率,且收益率的波动性存在杠杆效应。     

基于网络搜索指数的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特征

基于2013-2016年2 966只股票的交易数据及对应的网络搜索指数对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特征进行研究。通过建立横截面回归模型以及面板联立回归等模型分别探究了网络搜索指数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流动性以及波动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票的关注度增加,会提高股票市场交易的流动性和收益率;对于关注度对波动率的影响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在股票市场短周期上,关注度增加并不显著影响股票市场的波动率,但是在长周期上,会降低股票的波动率。     

股票收益与网络媒体的关注度——有限注意力效应的实证研究

每只股票被投资者关注的程度，都可以通过该只股票每天被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个财经网站提及的次数来度量。提及的次数为度量投资者有限注意力的新代理变量，可改善前人研究中所选取的代理变量的不足。通过对中国沪深两市的实证分析，使用SVAR等计量模型，发现投资者的注意力与股票的收益率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实际股票收益、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周期性

国外经验表明,顺周期和逆周期货币政策对实际股票收益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影响。顺周期货币政策导致实际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正相关关系,逆周期货币政策导致二者呈负相关关系。1991年1月～2002年10月期间,中国实际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且二者的负相关关系是稳定的;货币政策基本上表现为逆经济周期特性,但调整缓慢,导致了实际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的负相关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实际经济活动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货币供给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支持了Fama提出的关于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负相关的代理效应假设。     

家族控制程度对上市公司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研究

上市公司家族控制程度的差异是否会引起投资者对其股票估值的不确定性的变化,这一问题在现有家族企业研究文献中鲜有涉及。基于我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样本的2009—2017年度数据,从股票超额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敏感度的角度,分析了家族控制程度对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的增加会加剧上市公司股价的情绪效应,股票超额收益率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更为敏感,而且公司规模越小,账面市值比越低,则其股价情绪效应越明显。股权制衡程度更高的公司,家族控制程度对其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会降低,说明有效的治理结构会减缓股价情绪效应。公司主动性信息披露、代际传承进展,以及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均显著地负向调节家族控制程度对股价情绪效应的影响,减缓了收益率对情绪的敏感程度。通过改善这些变量的监管状况,可以有效缓解投资者情绪对家族控制公司股价的冲击,促进股票市场的平稳运行。     

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股票收益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用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对中国股市的股票收益率与有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用香港理工大学的中国股市数据库(CSMAR)1990-2000数据,采用BP型前馈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研究了公司规模、交易量、(因子和年收益价格比等四个因素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在扩展分析中运用扰动法,并提出影响因子的概念来衡量各参量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目前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来说,公司规模对股票收益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交易量和(因子具有一定解释能力,年收益价格比的解释能力较弱。     

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与收益率相关分析——基于Copula-GARCH模型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流动性与收益率相关分析对把握股票市场内在运行机制至关重要.文章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重新选择构建了我国股票市场多维流动性度量指标,并在验证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与收益率非正态分布性的基础上,引入Copula函数构建Copula-GARCH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与收益率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和收益率不存在尾部对称性,牛市时期收益率大幅增加而流动性也同时增强,熊市时期收益率急剧下降而流动性也同时减弱,但是前者同时出现的概率大于后者,这与成熟市场流动性与收益率负相关的流动性溢价理论是不相吻合的.     

我国股市IPO抑价现象及其实证研究

IPO抑价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股票市场。以我国2000年沪深两市发行的137支股票和发行日市场指数为样本,提取了11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超额收益率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IPO超额收益率与市盈率、发行规模和中签率之间存在比较强的弹性关系,并与机构认购比例、净资产收益率以及发行前一个月市场指数累计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指数相关关系。     

中国股票市场的月份效应——基于消费习惯的解释

该文以我国A股市场等权重和流通市值加权收益率为研究对象,利用虚拟变量法对“3月、12月效应”进行统计检验,发现3月的平均收益率高于其他月份,12月的平均收益率低于其他月份。控制了股票的3个风险特征——β系数、公司规模和账面/市值比后,月份效应依然显著,这说明这种季节性规律是整个市场的行为。为了解释月份效应,文章提出了“消费习惯假说”,认为元旦和春节期间的消费高峰是造成3月和12月效应的原因,实证中消费增长率与股市收益率的负相关关系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