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与优化策略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一项重要制度.自2003年“非典”事件拉开我国行政问责制序幕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实施.本文以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现状特别是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最后就如何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提出优化策略.     

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及治道变革

运用理论分析和实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困境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问责风暴盛行是当代中国地方行政问责制折射出的重要政治生态特征;问责风暴盛行的根源在于问责制法治化程度不高;同体问责薄弱、异体问责盛行为问责风暴创造了环境基础,问责法制的缺陷无法为行政问责提供制度基础,使得“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如何问”等问题冲突频频;只有促动问责权向法治化方向发展、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并重点建构党内问责制,才能走出地方行政问责的当代困境。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路径选择与制度重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执法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实效,有力地推进了责任政府的建立,但囿于我国"可问责政府"行政文化缺失、政治体制权责不清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原因,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应严格把握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和外延,遵循权责相统一、问责法定、正当程序等原则,处理好行政问责与其他责任追究机制的关系,并从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健全问责责任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     

论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度的构建

教育行政问责是当前发达国家提升公共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教育质量的方式之一。实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问责也不断推展。借鉴国内外行政问责制及教育问责制的理论方法,研究目前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理论和操作框架,力求对教育行政部门问责制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教育行政绩效问责需要以科学评估为依据,以责任追究为最后手段。教育行政问责制要想取得实效,需要加强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配套改革。     

从问责制的实施看加强我国行政官员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遭问责,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影响力逐步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政府官员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因此,本文从问责情况的实施入手,深入分析了目前问责制实施的困境,并提出应通过加强行政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以减少问责事件的发生。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纵观中国政府历次机构改革 ,仍不能完全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本文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定”出发 ,指出 :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经济人”行为倾向 ,才是机构改革“怪圈”产生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公共选择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机构改革“怪圈”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克服这一问题的有关建议     

基于4S分析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的发展过程,分析了目前地方行政问责制中的4S现状分析,即Subject、Scope、System和Standard,进而提出了通过强化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明确问责范围,拓宽问责领域;健全法律体系。克制问责制度缺陷等途径来完善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全面追究政府责任,监督政府职能。     

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对我国政府行为的启示

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的阐述,以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以及经济学的交换范式为方法论基础,分析了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政府行为,这种分析对我国的政府行为具有理论借鉴和现实意义。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

政府问责制是现代民主的必然,是改善我国政府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我国行政问责从推行到现在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鉴于此,提出构建行政问责制的新思路：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因为,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是提高问责制公信力的保障;是提高问责制公正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诉求;是完善党政监督机制的必要要求。因政府的科层结构、党政结构和宪政结构的摩擦,导致三者之间权责不清、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处罚力度不当、问责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应理顺党政关系,协调地方政府三重结构;首长负责制与责任追究的“纽伦堡”原则双管齐下;健全党内问责制,以使党政问责制同步协调,构建行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公仆”与公众之间的角色定位错位及行政问责的保障机制薄弱等问题。行政问责以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改善政府管理,促进了责任行政的构建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因此,行政问责理念的正确树立、角色正确定位以及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等途径,对责任行政,有效遏制行政责任虚化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及其对大部制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以巴黎公社的改革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廉价政府的思想,主要包括建设精干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节约型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思想。在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要以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为指导,以精干、高效为原则,以提高服务水平为宗旨,以降低行政成本为目标,以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以法律制度建设为保障,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读《史记》,探讨政府治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于公众而言,政府组织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行为同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即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出于"利己"本性,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人性"使然而难以改变,但是通过政府治理过程,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渐改进政府行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还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中,但至今成效不甚明显。有关历史研究说明:在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成为单纯制度建设难以提升政府绩效的深层原因,因此政府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实现合意的政府治理之根本途径是建立相应的政治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道德自律机制;就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能够道德自律的官员队伍。     

从缺陷中探讨政府权力制约的完善策略——以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案例思考

由十八大后省部级落马高官案例分析产生思考,对我国政府权力集中又缺乏制约的根源进行分析,力求通过经济手段、分权制度、问责制度和管理伦理等策略来完善我国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使政府权力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防止我国政府权力的垄断和膨胀现象发生,提高我国政府的反腐效率,以使我国政府的权力做到“权由民而生,权为民谋福”,构建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和安定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     

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乡镇工业污染与公众问责制度的缺失及重构

近年来乡镇连续发生的“血铅中毒”污染问责事件显示了基层政府在问责中的缺失状况：乡镇政府的问责主体作用没有作为,县级政府的问责启动作用基本缺失,而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主要发挥的是等级问责功能,对公众问责缺乏保障和引导。根据当前乡镇公众对污染危害问责的需要,要重点构建基层政府部门与公众问责的沟通回应制度,其中,强制性、可操作性和公众团体参与的设计,是制度具备可行性的关键因素。     

“政府失灵”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通过对政府失灵思路的分析,发现政府失灵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和没有激励导致的效率降低。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践,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能有效提高效率,避免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的发生。     

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程度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自身能力及属性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近年来,网络问责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其在推动体制内问责,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对政府和行政人员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网络问责也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需要从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完善网络问责回应机制、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和完善网络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达到有效地建设自身公信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