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入史与“新国学”建构

在＂新国学＂视域中审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民族文学入史也是个＂新国学＂建构的重要学术命题,但迄今在某些关键环节包括相关的学术实践仍存在着较多问题,其中,＂民族文学＂概念问题、全国性文学史忽视民族文学问题及＂新国学＂建构与民族文学教育问题格外值得我们关注,本文在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讨论的基础上,从对策性思考角度提出了建议。     

刘师培的文学史观

由晚清走入近代的刘师培,基于精专的经史学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传统文论和西方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纯文学的观念考察了文学史,认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留心文学史的变迁,并剖析了变迁的缘由;运用＂穷源＂和＂竟流＂的方法,探索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对中国文学史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这些研究建构了刘师培较为系统的文学史观,也体现出区别于旧学的时代特色。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

黄子平等人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新的文学史概念及其背后的文学史观念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当下新的语境中,对这一概念有重新检视的必要。作为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的＂改造民族灵魂＂并不能敉平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之间的政治、社会、文化断层,而传统文学史分期至今仍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

中国佛教文学史就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与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就是用汉语、西域胡语、藏语、蒙古语、傣语等语种写成的大中华佛教文学的历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应该禀持民族本位立场和教派史视野,全面清理中国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并进而提炼民族精神、建构宗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书写特别要关注印度佛教在中国各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汉语佛教在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化进程,在民族互动和国际交流中探讨宗教实践对社会和谐、文明演进的重大贡献。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近30年时间里,中国学者出版了几十部不同类型的俄苏文学史著作。如果以十年为界的话,这30年大体可以分为1980年代的复苏期、19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以来的活跃期三个时段。剖析近30年中国俄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以及对通史、断代史、文体史等几种样式的已有成果,可以考察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凸现文学史建构的整体意识;第二,倡导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革新;第三,坚持中国学者的立场。     

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

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史撰述,带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或将超越国家认同,文学史的功能因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名实之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拷问。求同存异,整合全球汉语文学/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或将有效缓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之间互相排斥、挤压的紧张关系,拆解文学史著述的汉族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提升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故而,其意义和价值远在文学史之上。     

“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建构

民族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而1980年代勃兴的“寻根文学”也正是民族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它是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并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对原始的崇尚与从原初寻根的潮流影响下的产物;它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主要表现在神话叙事、文学传奇写作以及民族化语言与寓言式创作等文学话语层面;同时作品也表现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暗示与书写。然而,寻根文学在民族认同建构方面仍显不够,不仅表现在需要深入的同时却嘎然终止,同时也有着对民族劣根性的过分暴露等。     

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兼论海外智库与学者的国家统一观

国家认同是一个历史持续变迁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历史文化认知系统的形成、制度构建、正当性的阐释是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实施,是国家成长的三个重要维度。"中华民族"是两岸的共同母体,两岸要逐步在一个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谋求共同的政治行为。而且,中国的百年奋斗将帝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政治结构安排、民族和文化宗教认同等一系列法权安排。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大陆“寻根文学”与台湾“乡土文学”比较

中国大陆新时期“寻根文学”思潮与当代台湾的“乡土文学”思潮在主导的创作思想中都具有注重传统的历史文化资源、坚持文学“民族性”和“观照民间”等近似的理论视角。并且,二者各自的代表作中人性主题、国民性主题和现代性主题均呈现出人文关怀与国民性探索等两岸新文学共有的精神流脉的传承,以及两岸迥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文本中现代性元素的多种耐人寻味的面向。     

孤岛知识分子的个人情爱和国家责任——论陈汝惠的战时小说

陈汝惠是孤岛时期＂抗建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创作表现了孤岛知识分子关于爱情的纯美想象,无论是爱情内容还是爱情叙述,都赓续了五四校园文学的浪漫遗风;但其大多数的创作都以抗战为题材,充分展现了国家和人民在苦难中的坚韧抗敌精神,并从宗教生命观角度论证了民族战争的正义性。其战时创作体现了孤岛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也说明了＂抗建文学＂的抗战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全球化视阈下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创新

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会在历史进程中或者被强化或者被削弱。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认同不仅涉及成员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溯、挖掘与重构,而且也关涉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及文化博弈,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与博弈。应对文化霸权以其发达强势的文化渗透所造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与断裂,不是简单的"回顾"与"模仿"而是"创新"与"重构",必须要认真反思"认同危机"与"文化空场"问题,从战略高度上采取种种措施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创新"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与"建构"民族文化身份。     

论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疆的培育与弘扬

当今世界,民族精神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全民族团结协作、奋发向上的精神基础和纽带。新疆在中国战略全局中占据特殊地位,在该地区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显得尤为重要。结合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新疆独具特色的"四个认同"和"兵团精神"已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在该地区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该文对中华民族精神在新疆培育和弘扬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结合新疆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提出了建议。     

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谈1940年代文学全景中的重要一角

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被包含在一场民族自卫战争之中,多元的大众化样式已成为文学的时代特征。解放区文学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演变成为＂农民大众文学＂,出现了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新编京剧、街头诗、墙报、通俗故事、赵树理小说等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农民文学。而沦陷区、国统区则出现了都市大众阅读类型文学,即以张爱玲、徐訏为代表的＂市民大众文学＂。于是,在1940年代,农民＂大众化＂与市民＂大众化＂发展到一起,出现了农民大众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并存的新局面,促使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和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