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城镇贫困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该文利用2002—2013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组数据,计算了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城镇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2—2013年,新疆城镇FGT贫困指数大体经历了三个峰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基尼系数先升后降,2010年以后下降速度尤为明显。对FGT指数分解后发现,经济增长对降低贫困规模和贫困严重程度效果明显,收入分配的改善对降低贫困人口内部不平等程度效果最好,贫困线上升导致的FGT指数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降低FGT贫困指数幅度大体相当。为有效解决新疆城镇贫困问题,应继续实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收入分配相结合的反贫困战略。     

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近期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一定有利于减少贫困的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始终存在争论。最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地区增长差异的两个主要来源:增长的部门构成和多种因素的初始状态。如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对减少贫困的地区间差异,以及财富分配的初始状况、基础教育水平、城乡差异、城市化水平和非收入因素等对减贫成效的诸多影响。此外,还就减贫的非均衡性和测度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回顾。经济增长无疑对减贫具有积极推动作用,这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贫困减少的充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性质、结构,初始条件,市场效率以及政策取向等经济、非经济因素都会对减贫成效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城镇贫困问题

为了弄清城镇贫困现状,本文界定了贫困标准,测算了总量贫困。结果发现: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城镇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总体上呈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在于:城镇贫困实际上是受各种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转型以及对外开放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加剧的。因此,加速发展、深化改革,长期挑战城镇贫困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项艰巨任务。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是降低该国贫困发生率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手段,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所谓"滴漏效应"更是不会自动发生.各国经验表明:有效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只有与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且优先受益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大大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所遭受的贫困打击,提高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外交利益实现的互动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同时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战略,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外交利益得到了较好的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外交利益实现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经济增长对外交利益实现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政治自主;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有利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利益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有利于经济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参与经济全球化;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维护经济安全.同时,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基于资产建设理论的中国反贫困政策研究

"资产"是一个仅与富人或者是非贫困者相关的概念,穷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资产是毋庸置疑的.政府以及社会给予穷人的救助也局限在以收入为基础的现金和财物的补贴上.然而,收入补贴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基于迈克尔·谢若登教授提出的"资产建设理论",资产能够带来用收入难以比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穷人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资产账户,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摆脱贫困,而不仅仅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文章通过对资产建设理论的理解以及"美国梦"示范工程的研究,提出中国反贫困政策适当应用资产建设理论的若干建议.     

21世纪中国城镇贫困的主体、实质及治理

中国目前的城镇贫困以贫困职工群体为主体,其实质是一种失业型贫困,而且归根到底是一种再生性贫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城镇贫困的治理,主要应侧重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影响的分析

本文考察了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的影响.在贫困指数的可分解性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增长、不平等对贫困影响的分析模型.在模型中,总体贫困率变动被分解为分别受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各阶层实际经济增长的差异、社会不平等程度与社会各阶层人口变动影响的各项.由此,得出贫困消减的有效消减需要制定整套协调的社会经济政策.     

人口控制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综述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     

低生育率时代的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基于对低生育率社会经济负效应的分析

人口生育政策不是人口增长状况的唯一决定因素,人口增长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从生育政策到人口增长再到经济增长与发展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人口控制政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并不意味着"高经济增长、低人口增长"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永恒模式.从经济学家关于危机和反危机的理论与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看,适当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长期处于准繁荣状态,而持续低迷的人口增长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