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

周代基于商王朝传弟制度的弊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真正避免争位之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这种制度并未彻底实施也是引起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这种制度未彻底实施的原因有三：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逻辑漏洞;该制度与人情人性相违背;该制度与现实政治相脱节。     

《春秋左传》灾害书写初探

《春秋左传》是记录鲁史的史传文学。以它为起点,历代史官极其重视对灾害的记录流传,后世文学更加注重对灾害的反思创作。在书写方面,《春秋左传》是目前有关春秋时代灾害记录的最权威资料。它囊括了灾害发生时间、地点以及防灾、救灾、灾害预警等多方面内容,同时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对灾害的认识与思考。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拾遗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是我国文史学界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但在极个别注释、文意理解等处,有失偏颇,兹提出有疑义处进行商榷和补充。     

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探析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是清代扬州学派仪征刘氏家族历经几代而未竟的学术名著。通过对其编撰背景、过程的分析,说明该书是清代学者尊崇经典、回归汉学学术思潮影响下的重要研究成果;通过对该书两大主要内容——旧注和疏证的归纳分析,概括其特点分别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和广考博征、精审独到;通过以上分析揭示该书的价值不但在于进一步疏通了《左传》文意,而且在辑录和疏证旧注的过程中,梳理了《左传》学史。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左传》叙事见本末与《春秋》书法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孔子作《春秋》因之。左丘明本《春秋》而为传,或排比史事,或连属辞文,或探究终始,《晋书·荀崧传》称其张本继末,以发明经义;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谓左丘明作传,有先经、后经、依经、错经之法。可见《左氏》释经,承比事属辞《春秋》之教,薪传张本继末、探究终始之历史叙事法。《左传》体虽编年,然于世局变革之际,往往出于终始本末之叙说,如《重耳出亡》《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季札出聘》《王子朝告诸侯》诸什,发明尊王、攘夷、重霸之《春秋》大义,皆因事命篇,原始要终,侧重事件之本末叙事。"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之纪事本末体优长,已胎源于斯。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文章述论

在《左传》学史上,《左传》作为文章的属性长期被遮蔽。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进一步例证了《左传》作为文章的性质及价值,《左传》得以成为“文章之祖”,其文章性质是第一位的因素。在《左传》文章学发展史上,吕祖谦《左氏博议》不仅第一次以文章形式呈现《左传》,而且更是典型的时文教材,此与作为“教科书”性质的《春秋事语》一脉相承。正如帛书《春秋事语》内蕴“事”“理”,《左传》的“事”“理”成为《左传》文章学蔚为大观的基石。     

对《春秋左传注》有关方城释解的质疑

《春秋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楚屈完答桓公曰：“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当池。”此方城系指今方城县东北之方城山，非泛指战国时期楚所修的以方城山为中心的长城。     

左丘明及其后裔姓氏考

左丘明的姓氏，历代有左、左丘、丘等争论。根据姓氏书和谱牒资料进行考证，可知：“左丘”不是复姓，左丘明不姓左丘；左丘明始祖以丘得姓，后世长期任左史，因而改姓左，“左”是左丘明之姓。左丘明的后裔因故“去左袭丘”，丘姓是左丘明的后裔；因避讳，丘又写作“邱”，邱姓也是左丘明的后裔；左姓的一支当也是左丘明的后裔。     

《左传》中所记春秋时期道德观念初探

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观念很早就形成了。它萌芽于殷商时期,初步发展于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时期,道德观念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并已经深入到战争领域,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内容在《左传》中多有记载。通过对《左传》中所记道德观念的分析,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春秋时期人们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春秋时期楚国的县制

在春秋列国中,楚国灭国置县,开创了中国古代设县的先河。研究春秋时期楚国县制,对于深入探讨我国县制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春秋时期楚国不分封,而采取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僚制的萌芽也源于楚国的县制。虽然楚国的县制还不完善,但是它为战国、秦汉以后以郡县制为地方政权组织形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春秋时期家臣制度的延续及其变革

家臣是西周、春秋时期卿大夫的私家官吏。家臣制度即关于家臣的设置、职掌、俸禄、行为准则等的制度规定。西周时期，贵族世家内使用家臣进行管理，家臣制构成了贵族家族政治重要的一环。春秋初期，家臣制度继承了西周旧制的若干传统，家臣世袭制、家臣俸禄的禄田制得以延续。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家臣制度相对于西周又有新的发展，如家臣设置的重点转移至诸侯国卿大夫的家族和采邑中；家臣设置日趋完备、职能更加精细、数量不断增加；家臣职责明显具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职能。迨及春秋中后期，家臣成分日益复杂化、家臣世袭制不断打破、家臣俸禄出现了谷禄形式，这标志着传统家臣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走向了衰落。家臣制度的衰变，对春秋贵族政治向新的政治形态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