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

“义和团进入北京,是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探讨义和团怎样进入北京,为什么能够进入北京,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一些论著持这种看法:进入北京以前,直隶地区义和团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困境;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军的剿灭计划以后,直隶地区义和团主力实现了向北京的胜利进军。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义和团时期统治集团各派心态分析

戊戌政变后,清朝统治集团内的帝党迅速土崩瓦解,后党顽固派甚嚣尘上。围绕着权力的再分配和已亥建储的恩恩怨怨,统治集团又在重新排列组合。义和团的兴起既大大加速了这种分化组合,也为各派登台亮相提供了必要的场景。在如何对待义和团与对外和战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基本上形成了抚团排外和剿团和洋两大派,彼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本文试从分析各派心理的侧面去探究人的行为的深层意识,考察以情感为基石的人际关系,审视决定人的政治倾向的文化、个性及生活空间等因素,以期对分析当时的政局和各派所采取的政策有所裨益。     

毓贤与山东义和团

义和团兴盛之际,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当时,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他力主排外,自诩为义和团“魁首”,为中外瞩目,名噪一时。1899年3月至12月(光绪二十五年二月至十一月),毓贤在山东巡抚任内,正是山东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的高涨时期。据有关史籍记称,这时期他“护大刀会尤至”,“容纵”义和拳,因而“酿成巨祸”,“尤为各国所切齿”。因此,义和团失败后,毓贤遭到了严厉处罚。清王朝在1901年2月13日发布的“上谕”中宣称:“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     

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综述

为推动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与上海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与义和团战争学术论证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与中西文化"、"义和团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与社会转型"、"义和团运动与民族主义"及2010年学术会议主题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从扩展义和团研究的视野、运用社会科学新方法研究义和团和开发新史料尤其是档案史料和海外史料等方面为2010年在山东大学和上海大学举行"两地会"形式的义和团国际学术会议提出了许多设想.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斗争。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将与洋人、洋物有联系的中国人“分为十等,谓之十毛”,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使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的“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关于孙中山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我们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论其属于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搞清楚他对自己同时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就是属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虽然未曾单独地提出过,但是在论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义和团的态度时总是涉及到它,而且基本上认为,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例如: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抚”政策

清政府对义和团所采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待人民起义的政策一样,即以“剿”为主,“剿抚”兼施。但由于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也不能不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和狡滑。在表现形式上也就呈现出一定的特点,那就是:“剿”——“抚”——“剿”,而     

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札记

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是近年来史学界引人注目的争论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斗争。有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对外洋事物一概排斥、毁弃,对洋人“要不加区别地杀完”,将与洋人、洋物有联系的中国人“分为十等,谓之十毛”,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     

义和团与关公

关公是京津时期义和团崇拜的神灵群体中出现率最高的神位。团众拜关公属于官方赞许和民间拥戴的结果,关公本人从关羽、关公到大帝、关圣的复合身份,启示了义和团从"草民"和"义民"身份更换的认同。关公多元的身份和处境暗合了义和团在直东和京津时期的境遇转移。晚清宫廷和民间频繁的关戏演出为义和团拜关公铺设好了信仰体系与接受美学的土壤。关公的神学和戏曲传播学地位构成了团众的精神支柱。严酷历史状况下团众的悲情表演,不仅迫使团民还原了其世俗性地位,亦使得关公的正神形象蒙受耻辱,从而为后世中国废除关公的神学地位提供了文化阐释的依据。义和团拜关公现象促进了中国神学体系的革命。     

舞台的转移:义和团事件的戏剧性解构

义和团事件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近年来西方学者掀起了对义和团事件再度认识的潮流,影响了中国学界的话语走向。沟通义和团事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媒介除却西方强势话语权力以外,还有将历史寓言化与故事隐喻化的途径。义和团的故事本身就有戏剧性,它隐括了经典悲剧的全过程,再现了悲剧的所有细节。自然灾难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点,对洋教洋人的妖魔化是义和团故事生发悲剧对立面的动力。暴力主义的复活,构成了义和团代言的农民式古典精神抗争近代强势力量的绝响。义和团运动还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参照物,其富有华北地域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对近世以来大型的戏剧性群众运动有影响。     

义和团与孙悟空

直东时期的义和团众崇拜孙悟空等神怪,并以之为附体之神灵。孙悟空形象对义和团的影响主要是晚清猴戏普及性演出所致。猴戏的动感状态对儿童少年具有天然的诱惑力。猴戏的舞蹈化动作,同样鼓惑起了团众的动感本能。猴王崇拜的心理还重新锻造了少年团众的童贞气象。美猴王的神怪出身和非凡能耐,促动了团众中少年儿童的超人幻想。团众童子军一系列的打教抗洋事件,再现的恰是现世猴王的叛逆行径。孙猴子七十二变的超凡本领还激化了团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孙悟空形象对团众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和积极两类因素,其反叛特性激发了团民抗击外侮的志向;孙大圣大闹天宫、戏弄权威的举止,则启迪了团众戏弄官员、虐待教民的行为。孙猴子身上崇高与反崇高的特性皆反映在少年团中的行为之中。＂悟空＂的神圣性和＂猴子＂的戏耍性,拼合出了其高度对立的共同体,此类双面人格锻造了义和团童子军团的双重性格。     

关于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它反帝主要表现为“灭洋仇教”;爱国主要表现为“保大清国”。对于义和团的反帝,虽有反帝方法上的争论,但论者都承认义和团是反帝的,而在爱国上却有反封建和不反封建之分。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反帝反封建。义和团“灭洋仇教”表现了它的反帝革命性;而“保大清国”却说明它是不反封建的。现就后者谈些粗浅的看法。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      

北洋六镇后勤史论

袁世凯于1895年底奉命编练新军,很快建立起一支有七千人左右的“新建陆军”(后改名为武卫右军)。1899年袁在率所部到山东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又以山东巡抚名义,改编了山东旧军三十四营,定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经过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在北方的军队,或消灭或没落,唯有袁世凯所部非但没有损失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成为清政府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1901年李鸿章死去,那拉氏认为只有袁世凯所部军队完整无缺,可以镇慑北方。于是又将袁世凯从山东调回直隶,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奉旨实授)。     

袁世凯与庚子年山东互保运动

世纪之交,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短短两年时间后,就一跃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除了与其对义和团的政策相关外,更重要的是他仿效"东南互保",在山东主持了地方官员同各国领事交涉,达成互相保护共识,并且在清政府与东南督抚间充当了关键的消息传递者,成为双方均倚恃的对象.最终,山东既能避免地方骚乱,又阻止了联军、尤其是德军的侵扰,成为北方难得的净土,袁世凯功不可没,而其本人也从中锻炼了政治才干,赢得了中外官员的信任,在政坛上渐露锋芒.     

試論义和团运動底性質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也是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震动世界的革命大风暴。因此,它吸引着国內外史学界的注意,首先集中于义和团运动性貭的問題上。仅就国内史学界来看,对义和团运动底性貭,可謂說法紛云,持見不一。綜合起来,大致有三种看法:(一)大多数人認为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二)有的人认为它是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三)也有許多人認为它是以反帝为主要锋芒、同时又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本文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底性质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試图亦就此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方面,在史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作一尝试性的探讨。请同志們批評指正。     

水患与路案：义和团时期高密事件再研究

高密县地处山东半岛胶莱谷地,河流众多,暴雨时易遭水患。清末德占青岛之后,筹筑胶济铁路。铁路勘测和修筑至高密时,因铁路为东西走向,而当地河流为南北流向,百姓认为修路会抬高路基、影响泄洪,于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阻路运动。铁路勘测时,百姓拔掉路标,要求改路,但该诉求被地方官以偶发冲突为由遮蔽。筑路开工后,民众群起阻路反洋,提出改路、多筑涵洞等要求,清政府居中缓和,一面劝谕百姓、听从诉求,一面与德人交涉。袁世凯与德人谈判定章,使德人同意部分改路、多筑涵洞。山东省也拨银五千两疏浚河道。百姓的反抗取得一定成效,但民众反抗活动遭到德人镇压,付出了殒命数百人的代价,未能解决筑路带来的水患问题。高密事件此前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高密事件与义和团运动在斗争目标、组织方式、清政府对其定位方面均不相同,其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截然不同。     

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一、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瘋狂侵略和清政府的暴政在十九世紀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是它們掠夺的重要目标之一。中日甲午战爭时間,日本侵略軍曾对山东半島发动猖狂的进攻,并盤踞威海卫达三年之久。一八九七年,德帝国主义以“钜野教案”为借口,强占了膠州(?),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訂“膠澳租借条約”,攫取了“租借膠州湾九十九年的特权以及在山东境內修筑鉄路、开采矿产等权利。接着,英帝国主义也以保持英俄两国在渤海湾的“(?)势”为借口,于一八九八年强迫清政府签訂“威海卫租地专条”。于是,山东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