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心碎寻子 母子相拥一刻感天动地

4岁时,他被人从柳州拐卖到河南,得知身世后,他在网上发布了寻亲信息23年前,他们的儿子突然失踪,持续痛苦煎熬的寻找中,他们认回另一被拐卖的男童为子在警方和媒体的帮助下,他回家了,万余群众见证了这一动人的时刻     

雷锋当年学的谁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家喻户晓的歌,在上世纪60年代乃至今日,一直为世人经典传唱、耳熟能详。     

一个清华博士的职场十年

1993年12月17日，北京已是寒风凛冽。我作为国内一家当时在中关村比较有名的IT民营企业的对外合作项目的第二负责人，作为一位令我非常敬重的典型的60年代毕业的知识分子、我们企业的总工程师的助手，与另外三名我当时的同事（其中两名是我大学的同学李平和刘慧明，一名是我在大学读研究生时做兼职政治辅导员时的学生吴志聪）登上了两年前我在悉尼永远错过了的前往美国的航班。     

奥巴马与美国的文化战争

多维新闻网最近刊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张铁志的同题文章称,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政治版图重组,并开始陷入一场无尽的文化战争。90年代,“文化战争”一词正式进入美国政治辞典。2000年和2004年大选,共和与民主党的候选人更几乎完全符合这个文化战争的两极典型。小布什执政时期,更以胜者为王的姿态,推动极端保守价值的政策。     

情断恩犹在——胡适与吴晗的师生因缘

沉默的吴晗1966年6月3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史绍宾”撰写的文章,公布了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与胡适在1930年代的通信,并将这些信视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胡适在中国的声名,早因思想批判运动的推展而不堪,这些信乃如“罪证确凿”,从此,吴晗必须被拉下马来遭受批判的命运。     

美国四十年家庭观念的变化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对“家庭是否正在衰亡”的讨论已经旷日持久，近几十年来家庭行为和态度的重大变化使这一争论再次成为焦点。一方面，有学者把这些变化解释为家庭衰落和解体的象征，认为这对个人和社会不利。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家庭只不过是在变迁，而不是衰落，认为那些变化既可以视为有利，也可以视为有弊，或兼而有之。     

1958年，农村兴办公共食堂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运动兴办起公共食堂，农民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吃饭”，觉得我们的粮食吃不完了。可是第二年农业歉收、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即难以为继。     

发生在美国南部的“重当处女”运动

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推迟了青少年性行为开始的时间，也使人们对婚姻有了一种新的态度。看来，为了社会的健康，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也需要这样一个“性反革命”的运动吧。     

少小离家今归何处——老知青如何面对“异地养老”

上世纪60年代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距今已经整整40年。在40年后,让我们将目光对准这样一群人——他们与异地知青结为伴侣,在最艰苦的地方工作生活。退休后,他们辗转回乡或来到伴侣的故乡,维系家庭完整的同时,也品嚼着生活的五味——     

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记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文化研究的最高机构，其院长当然应为学者，而不能是与学术无关的纯官员；但作为行政领导，又不能是不问世事、不通政治、没有组织能力、不获政府信任的纯学者。能否产生出一位既是学者又是政治人物的院长，关键在于院长的产生程序，所以当时规定，     

西方哲学在中国各领风骚三五年

文化大革命是何时才被合法化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众多论著都引用这一说法。     

阿拉伯民主的三个幽灵

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署名戴维·加德纳的文章称,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与19世纪的阿拉伯政治改革运动同时期。与现在一样,到19世纪60年代宪法改革已经扎下根的突尼斯和埃及当时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但阿拉伯人的首次觉醒或突尼斯复兴党（Nahda）建国和宪政的正常进程被打断,它的原初民主表述因英法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入侵而受到怀疑。     

现代主义作品重受关注

现代主义运动一向不受英国人青睐。二战以前,英国人觉得现代主义运动有左倾的政治态度,而其作品中的几何结构也有“世界大同”主义之嫌。60年代以来,他们又认为现代主义作品是对许多战争中被毁之城的廉价而恶心的重建。但如今,英国人开始对现代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     

西方公共部门民营化改革的理念追寻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战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后,普遍陷入了滞胀的陷阱,引发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在政治上突出表现为:政府效率低下、回应性差、政府机构嘭胀、公众支持下降、政府信用危机、政府财政赤字、工人失业等。面对日益多变、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化需求,以官僚制为蓝本的传统管制型政府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部门改革因此应运而生。这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的根本做法,是在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给中打破传统政府的行政垄断,代之以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以期运用竞争的压力达到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的目的。公共部门的民营化改革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为政府行政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和济世良方而被西方国家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