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中国的危机传播

汶川大地震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灾难性危机事件,也是对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对中国新闻传媒的危机传播能力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应当说在危机的爆发期内,中国政府和媒体都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满意的答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方面的巨大进步,受到社会公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目前,已进入危机的恢复期,认真评价和总结在这次危机事件中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的经验教训是危机管理的题中之义,对于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和我国新闻传媒危机传播的水平亦具有重要意义.     

从汶川地震的媒体报道看网络时代的危机传播过程

危机传播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发展形成的新领域,其首要责任就在于帮助政府和组织机构提供危机应对计划、促进媒体协作、缓解公众心理压力、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危机传播的过程包括危机潜在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四个阶段.根据该四段论模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四川地震报道过程中媒体的新特点,以及应该引起传媒关注的新问题,如危机潜在期的防患于未然;危机突发期不同传播渠道的互补;国内外危机报道方式的比较;危机解决期对于危机形成因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危机报道对儿童的影响问题.     

从四川地震看政府的危机管理

目前中国已进入危机事件高发期，为有效防范危机，降低危机造成的灾难和损失，必须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四川地震为例，指出中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     

灾难表述：汶川地震的文本呈现

灾难一直是文学表述的母题,汶川地震掀起了超越以往的灾难书写热潮。文章总结了有关汶川地震的文学书写,分析了各种体裁的表述特点,探讨了其精神不足。     

析灾难事件中电视的传播力——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信息传播是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是其他一切功能的基础。充分发挥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能够产生强大的传播力，使大众传媒在突发性灾难事件中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救援力量。本文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为例，将人们熟知的信息传播的基本信条对象化，具体分析了电视灾难报道的成功经验，即及时准确的信息响应、全面客观的传播立场、全局视野中的立体报道模式以及导向明确的注意力管理，以期为今后的灾难报道提供借鉴。     

从汶川与海地震后20天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

汶川和海地地震后20天抗震救灾的不同效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优越性.与海地政治道路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以人为本的高尚政治价值、集中高效的民主政体、先进的政党领导、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高效的政治效能.     

新闻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传播的调适

政治传播是政府发布公共信息、传播意识形态和引导公共舆论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媒体被简单地当作“工具”和“喉舌”,新闻事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宣传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媒体的主体性得到承认,媒体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对新闻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政府的政治传播必须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缩小媒体行政管理的范围,主动公开公众需要的政务信息,习惯在舆论随机监督下行政,并为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打开制度性渠道。政府只有转变了政治传播的思路,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营造出一个健康、有序、和谐的舆论环境。     

强化公共危机管理的根本途径--对印度洋海啸灾难的反思

震惊世界的印度洋地震海啸灾难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机制.我国历史上很少发生海啸,很容易轻视和忽略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我们应当从这次惨剧中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努力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危机前管理机制,真正防患于未然.     

政府危机传播研究

政府危机管理是建立高效政府的重要内容。从近年来的政府危机事件的解决中可以看出,政府危机管 理中的传播已经成了政府危机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及时的政府新闻发布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有着无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对此,本文着重分析了目前政府危机管理中在危机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政府危机传播提出了建 议。     

新闻传播学视角下的“全译”与“变译”——以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为例

“全译”与“变译”是一对新的翻译范畴，全译要求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变译理论是指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可以采取增、减、编、述、缩、并、改等策略。变译作为全译的补充有其明显的优势，并将在对外宣传翻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分析其理论依据，并以中国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上关于汶川地震的一些新闻报道为例阐释其在现代新闻翻译中的实践与运用。     

汶川地震灾害原因分析及我国防震减灾管理体系的新思维

汶川地震的巨大损失逼迫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层次的地震预测预报体系及其减灾管理机制的更新。地震是不可避免的,但地震灾害应该是可以避免的。本文在总结分析汶川地震的灾害损失原因的基础上,认为建筑物的防震是问题的关键,加上如果能提前哪怕5分钟以上的预报,地震的损失将大大减少。在对目前所有地震预测预报方法的分析研究后,我们认为从现阶段到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各种地震预测预报方法应该用串联、并联等整合方式,发挥一些方法对预测地震的空间或地点的优势,同时发挥另一些方法预测地震的时间优势,把对地震时、空、强三要素不同预测预报方法的优势同时整合起来。如果能够贯彻“至少提前十分钟以上预报、建筑物至少保持十分钟以上不坍塌”的“两个至少十分钟”甚至“两个至少半小时”的高强度地震预测预报及减灾建筑建设的基本方针,对于立足现阶段的地震预测预报技术水平和建筑防震设计及建设造价的难度,避免以后再发生唐山、汶川等类似地震灾难是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论汶川地震报道中的跨媒体联动

汶川地震发生后,大批新闻从业人员快速赶赴灾情发生的第一现场,通过电视、报刊、广播、网络、手机等一系列媒体手段将灾情信息真实、客观、快捷地传达给全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各类媒体在应对突发性灾难时,发挥各自特长,充分整合资源,凸显了媒体联动的优势和特点,信息发布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和全面,媒体联动的程度之高,都是历史上少见的,值得认真总结。     

中国媒介语境下的突发灾难事件与传播学理论的检视与思考——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汶川地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检视传播学理论与本土化媒介语境如何契合的机会。研究和思考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突发灾难报道这一特殊的“媒介语境”下的呈现与表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理意义。在地震报道中，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传播免疫理论以及传统的受众理论等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从事实层面来看，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以及受众理论等较之历史语境及西方社会语境，都有一定的“变异性呈现”，体现了传播理论进入中国媒介语境后显示的本土化特征。从规范层面来看，单一的媒介议程、单一而强势的舆论场、单一的媒介强效果论和消极受众理论等，都不利于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保持议程设置的多样性，保持声音的多元性才有利于公共利益。     

近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

自 1992年进入市场经济以来 ,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逐渐从强调新闻传播与政治的关系 ,转向多样化的学术视角。中国的新闻传播业面对陌生的市场经济新环境 ,以及新旧体制的转换 ,遇到颇多问题。新闻学界迅速从传媒经营、新闻侵权与诉讼、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展开研究 ,传播学自身也因此得以深化。     

我国应急管理中危机沟通的问题与对策

危机沟通是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危机沟通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的信息需求,保障公众知情权,增强政府应急管理的透明度,是应急管理部门进行正确应急决策的重要条件,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实施应急管理。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危机沟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应急管理中进行有效危机沟通的对策。     

地震灾后重建绩效测量——以汶川、玉树、芦山地震为例

灾后重建是保障地震灾区群众重归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工作,那么如何测量灾后重建绩效,哪些因素会影响灾后重建绩效?文章回顾了灾后重建绩效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认为效果和效率是灾后重建绩效的两大方面,以"消除灾害影响并恢复到灾前水平所用的时间"作为衡量灾后重建绩效的标准,能够反映灾后重建的效果和效率,具有可行性。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灾后重建绩效的分析框架和测量方法,并选择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作为案例,对三次地震灾区的重建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简要分析了绩效差异原因。结果表明,三次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如期完成了灾后重建目标任务,但因存在灾害程度不同、对口支援质量不同等原因,三次地震灾后重建绩效存在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