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距离--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的实证分析

考察法治理论的源流,法治真谛大抵有四种表达法治必须成为社会普适性的信仰;法治必须成为社会的基础秩序性依赖;政府必须守法而成为法治的典范;民本应该成为法治的灵魂.以中国国有企业法现象作为案例,并将其放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实证分析,折射出来的恰恰是法治未能实现的一个片断企业法没有成为公民的信仰;政府没有成为遵守企业法的典范;企业法的模糊性违背了法律的理性从而在实践中造成变形;转型期的立法现实也造成了企业法的被弃置.可以看出,法治理论在中国可能存在被误读的情形.也就是说,在中国,文本法治离社会法治尚有一定的距离.企业法为什么没有从文本法治走向社会法治?中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的看法大体有三一是文本论,认为因企业法文本质量不高导致适用困难;二是解释论,认为因法解释学的不发达而导致对实践的无能为力;三是实践论,认为因转型实践现实的复杂易变导致适用困难.然而,文本论者看到的是表像,解释论者只是搬运西方的框架,实践论者观察到的也仅是实像的一部分.真正要缩短文本法治与社会法治的距离,最佳选择是实现法调节范式的转换.     

现代国家的伦理建构——伦理法治国的历史、逻辑和前景

实证主义的兴起导致国家的去伦理化,国家成为中立的法治体系。从历史上看,法治国表达了将统治形式予以理性化的理想,并且分别完成了与道德和政治的分离。法治国若缺失道德与政治的维度,单纯立足于"国家—个人"二元对立形式的自由主义取向,现代国家建设难以完成国家团结和价值整合。检讨施米特和黑勒的法治国理论,法治国必须同时完成与政治和道德再次综合,也就是应该和伦理概念相结合。利用实证的法语句和伦理性的法原则两个概念方能将社会伦理在法治国中予以合理安顿。中国因其拥有深厚伦理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应尊重伦理性的法原则对法治国的构成性作用。在结合伦理和法治国的前提下,现代国家才能完成其伦理建构。     

乡村治理中现代乡规民约的民间法理论问题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下的重要任务。乡规民约中流淌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对乡村治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乡规民约作为民间法的一种,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调整国家法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然而,乡规民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必须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依法执政能力相关问题研究

十八大报告中,共产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写入行动指南,表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领导干部作为构建法治中国的重要力量,其法治思维无论是对自身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还是推动依法治国进程,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领导干部应当通过强化认识、提高素养、廉洁从检、慎用权力等多方面努力,养成“法治思维”,从而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升依法执政能力,助推我国检察事业深入发展。     

我国传统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的整合

传统法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对现代法治的实现具有深刻影响,而且主要是消极影响这点是不言而喻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生活的法治状态,而不解决好传统文化对现代法治的影响这个关键问题,这个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文章试图从分析我国传统法文化形成原因入手,来阐述我国传统法文化与现代法治整合对我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性,重点阐述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与现代法治整合的途径及意义,目的在于为我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出谋划策。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环境、历史任务和基本国情,从三个"全新"的维度科学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更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实践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在依法治理、法治道路、党法关系、依宪治国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中国的法治思想的人文环境

经过二十多年的法制建设,我们的法治环境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进步,但也有许多急需填补的空白,如法理念的确立、正义程序的确立.综观二十年来的法律理论与实践,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法理念的确立与人文环境关系密切.在我们的法治发展进程中,我们迫切需要确立正义的法理念和在人文环境中对现实正义的真切体验.即如何从现实正义--具体正义--抽象正义的演绎中省悟正义这一法律价值目标,使正义复归人间;如何用现实正义的发展,促进具体正义的发展,从而完善抽象正义,将是我们长期必须完成的任务.     

演进中的香港法启示录--关于比较法的思考

香港成功地移植和吸收了外来法,并在此基础上融会中西,使之本地化,形成为独特的具有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以比较法的视角考察香港法的演变,从文化层面上梳理香港法原理,其意义在于:超越法域,以更宽的视野,通过认识、比较、选择和借鉴,构建并完善中国法治体系。     

论法的形式正义与守法

法与正义有着紧密的联系,正义可以做不同的分类,其中形式正义是一种重要类型.我国选择了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方式,而法的形式正义是法治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内容,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选择形式正义而牺牲实质正义.守法是法治实现的     

“民间法”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当代价值研究——以云南省的珠江上游地区为例

法治是珠江上游地区和谐社会的基石,珠江上游地区存续并有效运行的“民间法”在维持该地区社会秩序、处理社会纠纷和民主法治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国家法”不可完全替代的作用,对于珠江上游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其特殊的现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与方略

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法治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宏阔背景下，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基础性保障功能和战略性支撑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生态良法善治，蕴含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价值追求，创造了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法治文明珠联璧合效应的人类生态法治文明新形态。用法治来引领、规范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总目标和总抓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框架下构建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备法治规范体系、高效法治实施体系、严密法治监督体系和有力法治保障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法治体系构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目前虽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生态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完备性不足，且与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以及党内生态文明法规之间的协调性不够；生态环境执法体系尚未达到良性高效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司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理性系统的“绿色司法”制度体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中央督察与省级督察两级工作衔接机制不畅、国家监督...     

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柏拉图晚年提出法治国家理论,作为对早期理想国家观念的修正,但柏氏的法治观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脱离人治的窠臼。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人性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之治的观点,为现代法治奠定了基础。主要从二者法治观念所预设的认识论和人性论前提之不同,梳理法治理论在二者之间从理念论到经验主义的逻辑过程。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德法共治--解决"社会乏力症"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 ,世界各国都经过了从“德治—德法共治—人治—法治”的发展轨迹。但随着纯粹法治的推行 ,却带来了“社会乏力症”的弊端 ,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 ,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当代法治国家“社会乏力症”在我国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论证了新层次的“德法共治”是解决当代各国“社会乏力症”的有效办法 ,并提出了落实“德法共治”主张的基本思路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法律的“无为”之“有用”

只以“有”的形态存在并处处在生活中扩张的法律是相当危险的,既无益于秩序之维护,又无助于正义之实现。好的法律,不能仅仅只以“有”的方式存在,更多的是以“无”的方式存在。“有为而治”也是法律“父爱主义”的极端化,出于追求自由的本性,生活中只有一小部分领域属于法律的调整范围,大部分领域属于自主选择的私人空间,法律对这部分领域是“无”为。只强调法律的“有为”而忽视法律的“无为”,势必造成法律与自由的对立,只有在强调法律“有为”的同时又重视法律的“无为”,才是对法律全面和正确的认识,才能实现法律保障自由的价值。     

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以马克思早期悖论观为视角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法治悖论困扰着关于法治的理论认识与现实运行.本文运用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述的悖论观,展开对法治悖论的哲学反思.首先将法治悖论划分为形式逻辑层面的法治悖论与认识论层面的法治悖论,进一步分析法治悖论产生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以及法治悖论的逻辑学原因与认识论原因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指出法治悖论在认识论上的启示意义,最后提出对待当代中国法治悖论的应有态度与解决之道,即应当从人的自由本质之价值元点设定出发,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辩证统一,通过法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化解法治悖论,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