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时期江南地区的诗酒文会

中唐江南地区的文士频繁举行诗酒文会,既反映了江南文化传统的深厚,又说明盛唐以后江南对文士吸引力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转折时期文人心理的写照。中唐江南诗会,在创作艺术上有颇多创新,体现了盛唐以后诗歌创作的新倾向。     

简述清代贬谪入疆文士的诗文特色——以纪昀新疆行记为中心

贬谪官员在清代入疆文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纪昀曾因"瞻顾亲情,擅行通信"被贬至新疆乌鲁木齐一带,成为清朝贬谪文士的典型代表。在边疆生活的几年中,纪昀将其所见西域风土记录于文学作品,诗文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新疆进行总体描摹,所描述的西域社会形状出现较多独特性,多言前朝诗人所未言,具有史料学意义。纪昀西域诗文特色鲜明,在创作主旨、托言鬼神狐仙及诗歌体裁等方面皆对后世入疆文人有所影响。     

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上）

从"性别与文化"的视角,对早期词作中的歌伎之词之美感特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述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女性语言与女性书写.通过对具体词例的分析认为,第一类文化层次较低的歌伎所写之歌词,因其"男性书写"格式之习染与约束较少,表现为生动变化富于本真的生命之感发;第二类与文士往来的文化层次较高的歌伎之词,则因受到文士们"男性书写"方式的影响,表现出双性的美感.     

士商张潮及其游戏文学

士商张潮创作和出版了大量的游戏之作，这些作品不同于书贾、稗贩用于盈利的商业投机，而是张潮不自安于商人的社会身份，以出版和创作的方式参与文化风尚，从而跻身士人阶层的有益尝试。张潮通过“韵牌”“酒牌”与文士广泛交往；以戏谑的游戏文、意象堆叠的游戏集句完成自我对“文士”身份的想象与建构；以奇趣巧思抒发著书自娱的志趣。“笔耕心织”是张潮对文人事业的概括，亦是其倾注心血的所在，他期望通过文学才能和文化事业来获得文士的尊严感、价值感。     

唐初文化之统一过程与宫体诗的衰变

唐初统治者在确立其政权之后,开始了建立文化“大一统”的工作,并通过整合自汉魏以来长期分裂的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建构这一体系的主体是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士,这些文士围绕于帝王周围成为当时宫体诗的创作主体.从而令来自关陇、山东、江左各个不同区域的诗歌创作风格与审美倾向得以交流融合,但也造成了唐初宫体诗内容尚质却又追求形式美的新矛盾,并最终导致宫体诗走向僵化与死亡.这正是后来陈子昂、“四杰”开始寻找新的诗歌创作途径的深层原因.     

压抑、张扬与超脱——两汉与魏晋文士自嘲意识之比较

文士在作品中的自嘲,蕴含着文士的文化人格、产生的社会和思想背景等深广的文化内涵。汉代文士的自嘲意识与“士不遇”相关联,由文士的儒家人格与其在政治上失意决定;而魏晋文士的狂狷抗争式自嘲与恬然超脱式自嘲,则是由其反儒倾向和道家人格决定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士与文化,个人与儒学,文士活动与心态,文士、作品与创作,传统儒学。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开始注重将文学与儒学结合,使彼此都得到深化;第二,选取角度与方式多元化,令人耳目一新;第三,对某些“定论”式问题能予以再思考。问题在于,“述而不作”的情况时常有之,即启用了新材料,变换了新方法,最终却未作理论提升或价值判断,仍旧迂回至旧有的观点。学界有“论据比论点更重要”的说法,但仅凭转换语境与表述方式来充实研究还是不够的,仍需在“深度”方面下功夫。     

论唐代文士的集会宴游对创作的影响

唐代已出仕或未出仕的文士均有集会宴游的生活。在集会宴游中,文士多有酬唱应答、作文撰序、题咏赛诗,为诗文创作及诗艺的提高提供了契机,促进了文学创作。这类作品体式多样,形式及内容上均有特色。在内容上尽管有其狭窄不足之处,但也能展现文士的生活与情态,以及社会现实的某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论东汉外戚幕府文学的兴起与繁荣

外戚幕府文学的兴盛以外戚的强盛为依托,以文士与外戚的和洽为基础。功勋大,受亲宠,文化素养高,这是东汉外戚发达之本,也是文士认同外戚的关键。光武帝和汉明帝抑制外戚,章帝尊宠外戚,文士和外戚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亲附的转变。东汉章、和之世,尚文之风遍及朝野,掌权外戚礼遇文士,文士纷纷入幕,外戚幕府由此成为文士胜场。在幕主马防、窦宪器重之下,文士的建功热情和创作活力全面激活,一大批反映兵武征旅、颂扬大汉威德的作品应时而生,以其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和豪迈俊朗的风格独树一帜。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明代对古代文论的贡献

明代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和各种诗学文论思想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各种“诗文评”著作层出不穷,“诗文评”正是在明代得以命名,明代“诗文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前后七子的辩驳论争,左派王学影响下的新鲜文论思想的活跃,徐渭、李贽、三袁、汤显祖等的大胆“叛逆”而充满独创思想的言论等,使明代文论以至整个学界热闹非凡;戏曲理论（曲话）、小说评点、叙事文论的发展等也是明代文论的新亮点。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代积累的结果,文论家们在继承先秦以来优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阐发或提出新见。正是在阳明心学,特别是左派王学的启蒙、导引之下,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股从文艺创作到文艺思想的张扬情感（乃至情欲）、张扬个性、张扬独创的潮流,成为中国“诗文评”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明代前后七子的诗学有自己的特色,而明后期在王门后学影响下李贽、三袁等以其“叛逆性”思想引人注目,在中国“诗文评”史上有重要意义。对诗学文论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值得特别关注。     

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与西南地域文化的关系

西南地域文化对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青神余氏家族为名门望族,有才之辈多出、文学代际相传,于文学、科考、政治等方面都声望盛隆,在巴蜀乃至全国皆有盛名。西南地域文化丰富了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的题材,深化了诗歌创作的内涵,促进了余氏家族文人气质的形成。余氏家族文人借由诗歌作品记录了西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呈现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历史,展示了其对西南地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论汤显祖科举生涯与其文学创作之关系

文章仅以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为例,分中举之前、中举入仕至辞官归家和弃官家居三个时期,看汤显祖的诗文以及戏剧创作,得出结论:汤显祖一生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科举经历有关,他一生的科举经历在诗文及戏剧创作中都有所表现,从而也可以说屡次科举成就了汤显祖。     

李贽“童心说”对俗文学的影响

以通俗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一向被封建统治者和正统文人所不齿。明代李贽以“童心说”出发论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使通俗小说和戏曲可以具有与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李贽在实践上投身戏曲、小说批评,提出化工与画工的概念,初步建立起戏曲、小说批评模式。李贽这种以“童心”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观改变了俗文学一直被看作地位卑下文体的传统观念,不仅从美学品位上提高了俗文学的文本价值,并且促进了俗文学的传播和普及,对当时俗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揭傒斯的诗歌创作及在元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揭傒斯是“元诗四大家”之一。他主张诗歌宗经明道 ,推崇儒家诗教 ,提倡古雅诗风。受此文学观的影响 ,其诗主要有时事言志和关注民生疾苦两类。前者在感怀言志中寓托了身世之慨 ,后者在反映民生疾苦中揭露了社会的动乱和元朝政治的腐败。与上述诗歌内容相统一 ,揭斯诗歌创作方法更多地表现为现实主义 ,而艺术风格则表现为古雅淳厚 ,具体而言就是 :善于叙事铺陈 ,写景古朴雅淡 ,着笔力求传神     

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

浙东鄞县杨守陈家族文学的形成自其祖父杨范传陆九渊理学始,而家族性文学创作绵延到杨守阯曾孙辈杨德周。在成化、弘治年间,杨守陈、守阯两兄弟在翰林院中代表了与陈献章对抗的传统理学,在文学创作上则反映了翰林院宗宋的大趋势。他们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     

张以宁诗歌创作历程考论

张以宁是元末明初著名的福建诗人,又是两朝皆有重名的馆阁文臣,在元明文学史上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诗歌创作成就尤著,既是元明之际馆阁诗风的传递者,又被认为开明代闽诗之先。然而,现今对于这样一位诗人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其生平及创作的基本史实亦尚有未及清理处。以张以宁的诗歌创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可初步将其一生的创作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来加以描述,藉此把握他的诗歌创作的心态、风格及其发展脉络。     

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论陈子龙诗学体系中的“真”与“雅”

诗学发展到陈子龙所处的时代,无论是文学内部,还是当时的社会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陈子龙祖述六经,力返风雅,上绍七子,宗法汉唐,提出自己“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的诗学主张。这种主张又往往与忠君爱国、事功济世、雅正崇古、忧时托志的精神交织在一起,引发他创作实践、审美心理的嬗变。     

明中期吴中世风于诗文创作之影响

明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吴中地区形成了士人纵情山水、奢靡游乐,注重感官享受,崇尚古典适意的多样世风。受其影响,吴中文人的诗文创作随之出现了注重性情文学的变化,文风变之为清新自然、爽朗明快和追求高古典雅、温柔敦厚。而这种多样性世风所形成的多种创作主张和文风,一方面客观上促进了吴中文学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创作成员不能集中力量创制鲜明的地域特色作品,抑制了吴中诗文创作新局面的进一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