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既是本世纪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政治睿智和勇气密不可分。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参与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卡特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研究述评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国内外学界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整体进程、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和正常化的决策过程、决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路径,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研究还存在着"档案材料的使用相对单一、研究成果带有学科偏向性和较少涉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历史性因素"等不足。因此,若能以"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为切入点,进而结合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和国内外研究成果来重构20世纪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1972～1977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至中美建交前夕 ,大量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使国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极大地提高。此间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 ,台湾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反对“抛弃”台湾。国会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部门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     

论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历史性贡献

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历史贡献有三 :一是坚持按“日本式”实现中美建交 ;二是不承担必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 ;三是从战略高度处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 ,从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文化大革命”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内在关系

过去探研中美关系正常化基本上是在冷战时代的背景下,美苏关系、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变化中考察、分析。文章则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特定历史时期为背景,对中关关系正常化进行了分析考察。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东盟国家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以来形成的中美紧张关系出现缓和并走向正常化,使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开始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随着这一国际环境的改变,东盟国家过去采取的“亲美(西)反共(华)”的外交战略发生动摇。东盟国家开始重新制订对华政策,力图构建“新小国外交”的战略。文章以美国的盟国——泰国、英国的盟国——马来西亚和走“独立外交”道路的印度尼西亚为例,分析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东盟国家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各自相应做出的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研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顺利,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推动21世纪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作用

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为背景,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新态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以重塑美国的领导地位。这种调整必然带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对华政策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总体特征是“积极接触+多方位合作+战略遏制”。对于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态势,中国应该积极加以应对,维护本国利益。      

吉米·卡特与埃以关系正常化

本文以吉米·卡特在埃以关系正常化中所起的作用为主要内容,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得出结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固然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而国家领导人个人的看法及其努力程度对局势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事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从层次分析法看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72年 9月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中日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本文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三个层次入手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分析。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9)

1979-1989年,中苏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这10年,又先后处于美国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其间美国的中苏政策趋向强硬。这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成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9·11”事件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军事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时期，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关系。1991年帝力事件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国会的压力下中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1999年8月东帝汶公投独立后，印度尼西亚军方及其支持的民兵对东帝汶进行了攻击，美国国会对两国军事关系进一步作出限制，两国军事关系跌入低谷。“9·11”事件后，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力量平衡的微妙变化，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积极推动恢复两国的军事关系，在印度尼西亚有巨大利益的美国大公司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都积极游说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这些因素促使两国军事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国全面恢复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新理念及其走向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主要致力于应对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对朝政策上,其在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寻求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针对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冷处理,继而多管齐下,在合作外交的框架内展开更加灵活的外交活动,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继续以对话方式处理相关问题,不过美国也适度增强了对朝鲜的威慑力量,奥巴马政府仍对美朝关系正常化持一种谨慎态度.     

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论析

艾森豪威尔出任美国总统后对于朝鲜停战谈判,一方面继续沿用杜鲁门政府的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国内诸因素的制约下急于停战.由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原有的对美强硬政策,中国方面不得不在朝鲜谈判中做出某些让步.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亦表示出一定的谈判诚意,在有关战俘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对中朝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虽然在谈判接近尾声时美方一度发出核威胁的信息,企图逼迫中朝方面尽早同意缔结停战协议,但是这种核威胁根本未发挥任何作用,谈判依自身逻辑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