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     

论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

宋代为防止文官专权,采用三省分权制衡的体制和台谏监督弹劾制度,朝廷官员被贬谪、流放是其政治生活中如影随形般的常事。但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因素的影响,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谪居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其谪居心态一般都比较稳定、平和,不走极端,并且总能找到各种方法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调节自己这段人生低谷时期的心态和生活。     

宋代文人对谣谚的传播与批评

谣谚作为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其传承与繁荣却与文人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不仅积极参与日常传谣,而且将其融汇于文章诗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探讨.在中国古代谣谚从口耳相传到与文人创作融合进而出现学术批评的进程中,宋代文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宋代文人积极参与谣谚传播与批评,一方面使谣谚文化进一步繁荣,拓展谣谚内容并提升其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对宋代文人的文风、旨趣发生深刻影响,对创作风格的整体趋俗发挥重要作用.谣谚文化与精英文化实现内在融合.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

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既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又是一大历史性进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作为这一新兴阶层的杰出代表,先忧后乐,有志天下,并将其理念变为实践,积极推行变法.就个体而论,士大夫良莠不齐,但卑鄙龌龊之徒绝非多数.其中高尚之士颇多,优秀人才不少.将宋代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有欠公允.学人自当信心满满,继续关注这一阶层.     

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转变

随着时代变迁,宋朝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与前代社会不同的特．点。生活于这一社会环境的宋代士大夫阶层,其整体观念也发生了嬗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以“立德”作为个人成圣立贤的人生价值观、务实有为和“仕以行道”的入必参政现、工商皆本的经济观,以及忧念天下、体国恤民的忧患现,从一定意义上说,都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从家训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

宋代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通常都会导致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变化.在宋代这样一个处于变革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其家训思想也必然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所折射出的宋代家庭生活观念也会随之演变.从家训内容上,也可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治家观念和方式方面产生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更加侧重于“治家”;家庭治理方式具备了体制化、人性化、经济化及实用化的特点,等等.由此考察该时期士大夫阶层治家方式的变化及形成原因,是很有意义的.     

宋代文人与戏剧关系略论

宋代文人与戏剧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在戏剧创作、戏剧评论、戏剧研究方面都有表现。文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戏剧的创作,欧阳修、宋祁、苏轼等人都写作过乐语。文人的戏剧批评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历史角度的批评,二是论诗论画时借剧为喻,三是以剧为主体,发表评论。北宋晚期开始,有关戏剧的著作陆续出现,可分为源流考镜、全景描述、剧目记录三个系列。戏剧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生如戏”的生活态度上。宋代文人与戏剧开始产生密切的关系,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宋代文人的社会角色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也预示着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宋代寺观数量问题考辨

传世的史料中保留下来若干宋代寺院、道观数量的记载,多数学者将这几组数字视为宋代寺观的总数,但这种看法显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此类数字仅为宋代官方登记在册的、符合法定要求的寺院、道观数,而事实上,宋代民间不断兴建寺观,因而存在着大量未经政府赐额的寺观。另外,这几组数字均是将寺院、道观合而为一的,有必要依据现存的一些资料对其进行细致区分。     

试论宋初“三先生”的政治思想

宋初“三先生”大力维护王权 ,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服务。无论就其学术思想还是教育实践而言 ,其最终目的都是加强宋代中央集权统治。面对当时外族入侵、民生凋敝、财用匮乏的社会现实 ,他们已不再是昔日的“章句之师” ,而是讲求“明体达用”之学的“传道之师”。他们积极主张励精图治、革除弊政 ,改变宋初以来沉闷、因循守旧的政治局面     

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

北宋三衙管军群体的素质状况,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庆历新政”和宋英宗、神宗的整军经武为界线,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管军素质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仁宗初降至谷底。自“庆历新政”后,其素质开始有了初步的提高,至英宗、神宗朝,三衙管军的整体素质与北宋前期相比,更表现出了强烈的上升势头。北宋后期的哲宗、徽宗朝虽然略有反复,但同英宗、神宗朝基本上保持着相当的连续性,就整体素质而言在北宋仍然是比较高的,北宋靖康亡国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管军将帅。     

周代交聘中的“礼尚往来”原则

"礼尚往来"是周代交聘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对等性原则在礼仪上的体现和运用,贯穿于交聘关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一曰报礼,即交聘过程中礼仪、仪节的相互回报;二曰报币,即交聘过程中礼品的相互往来回报;三曰报书,即交聘文书之相互回报;四曰报使,即交聘关系中的相互遣使。春秋时期的报使报聘制度与西周时期原生态的制度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时间的间隔由固定变为灵活;使命目的由礼仪性向务实性倾斜;诸侯与周王室的交聘关系日益与诸侯之间的交聘性质接近,"朝"、"聘"之别亦日渐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礼尚往来"的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而为汉唐及其后交聘制度所继承和运用。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明代宁夏镇“烧荒”考

为了防御蒙古势力南下,明政府除采取设立“九边”、迁都北京、修筑长城（边墙）等措施以加强北部边防外,自永乐年间开始,明朝军队每年都要例行性地出边“烧荒”。“烧荒”的主要内容是烧草,但是烧荒的实施时机、实施范围、路线等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本文试对“烧荒”在宁夏镇的实施作一考论。     

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胡适就指出秦以前的"帝"是指天神"上帝","黄帝"是西北秦民族的天神,而不是指人帝。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有许多"帝"字,总结这些"帝"字的用法可分为三种:一是作祭祀动词是指禘祭;二是作名词是指天神上帝;三是作庙号表明商王不称"帝"。由此看来,既然三千年前的商王朝,"帝"仍是指天神上帝,商王都不称帝,那么,传说生活在四五千年前的所谓黄帝,就不会是指人帝。     

唐代女冠社会交往探析

唐代女冠 ,即女道士 ,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她们清雅神秘的道门生活、广泛自由的社会交往以及风流浪漫的爱情故事 ,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饶有兴趣的话题。唐代女冠社会交往广泛、自由甚至放纵 ,不仅与唐代开放浪漫的社会风气、妇女性解放与性自由程度相对较高有关 ,而且与她们自身的特殊地位、独立身份、丰富情感、美艳容貌与出众诗才等密不可分。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