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研究述评

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基层社区内形成民主管理,社区事务的治理以居民自治为主、多方参与,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整理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研究文献,从主体视角和机制视角分析了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现状。概括了党政机关、自治组织和社区居民在居民自治中的不同作用,分析了社区居民自治中政治机制、法律机制和文化机制的作用。目前的居民自治研究主要从宏观着眼,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指明了道路,但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并不多。     

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绿色社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绿色社区建设工程的政策框架及作为"绿色社区建设"前沿的广州市区两个个案实践过程的分析,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且其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这一社区公共空间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空间,其建设仍然依赖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群众动员技术,但是其对社区参与的鼓励也为社区自我组织以及NGO进入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提供了机会。     

生活、关系、空间:城市社区融合共建的三维逻辑——基于上海市D社区的案例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上海市D社区基于生活、关系、空间三维向度的城市社区融合共建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当前社区建设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动回归,通过社区动员培育居民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营造社区文化,深化关系联结,从而有效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推动社区多元主体整合,形成以基层情感治理为主线、以专业工作介入为手段、以社区文化建设为目标的城市社区整合共建的现实路径。     

从武鸣直选看中国社区的发展战略

武鸣县的例子表明,社区选举向农村的选举学习并不是一件难事。农村选举所积累的经验为城市选举所借用,可以对城市的选举产生一定的影响,也可以让城市的选举少走一些弯路。在吸收农村经验的基础上,可以让城市的选举进行得更好。在这个基础上,城市选举可以多进行一些制度的探索,并进行得更好。我认为,武鸣直选的成功提出了一个社区直接选举的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如何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推动社区直接选举。从1999年到2001年的社区直接选举的基本情况来看,从指导思想上讲,是要从大的中心城市推动社区的自治,而在推动自治的过程中,社区的选举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内容,但不是中心内容,中心内容是社区的自治和管理。但是,     

浅谈多元主体下的美国城市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美国城市社区治理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是以公民自治为基础,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社区精神的培育等,都为我国社区治理实现公民自治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启示。     

自治与我国城市社区 社会组织自治概念辨析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自治是实现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推动力.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自治及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自治概念的界定过于笼统,缺乏实质性的效能分析,亟须从理论范式上明确自治及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自治.笔者结合国外对于自治的两种经典争论,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对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自治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测量维度.同时,指出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发育不成熟的情况下,自治性并不是越高越好,要对其进行适当监管,从而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类型解体后,取而代之以"街居制"为主导的城市社区类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权力类型从单一转向多元。如何在多元化的权力碰撞过程中实现善治目标值得考虑。有必要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行政权力的作用、社区自治的理想与现实、社会组织的定位、居民委员会的性质进行分析,就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路径提出建议。     

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

本文分析了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提出了4种参与类型:福利性参与、志愿性参与、娱乐性参与和权益性参与。通过对居民社区参与过程和社区认知的探讨,作者认为,社会转型和社区建设运动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公共领域形成或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及其演化

本文利用2008年南京市BX区10个街道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SPSS交叉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对社区自治主体的二元区隔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区自治主体呈现"以居委会为中心"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外两大群体,两群体在社区生活、自治理念及未来行动方案上均表现出二元区隔的状态,双方的异质身份、文化目标、利益取向等多方位的差异导致了区隔的形成。本文指出,两大群体之间鸿沟的弥合需要互相通力协作,同时政府的权力让渡、中介组织的培育及仿企业化机制的导入等均有助于双方携手社区自治。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老旧住宅社区的途径

老旧住宅社区的特点与介入模式 如果我们将城市社区分类，我国城市社区可以分为这样三种类型：老旧住宅社区、单位型社区、物业管理型社区。由于这些社区有不同类型，其公共管理模式也是不同的，单位型社区是由单位与街道办事处共同管理；老旧住宅社区是以街道办事处管理为主，社区居委会具体负责；物业管理型社区是物业公司与街道办事处共同管理。     

农村社会变迁与新社区自治的制度—目标构建——以浙江省杭州和嘉兴市农村为例

农村新社区是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民主化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和规模基础上的自治载体,是乡政村治模式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条件。本文以浙江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基础,分析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制度环境,并从支持系统、机制创新、功能结构运行、权限实现等方面提出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制度安排设想,初步设定了农村新社区自治的目标框架。农村新社区自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在党的十七大继以发展的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向农村的延伸和拓展,是农村新社区基本治理结构的探索和基层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一个创举。本文以浙江省杭州和嘉兴市为例,就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新社区自治的制度和目标构建进行了探讨。     

无锡市北塘区：全面探索社区自治新模式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社区自治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在日益扩增，社区自治功能不断强化，居民自治意识逐渐增强。从2007年7月起，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政府在北大街街道荷花里社区开展了以业主自治为重点的社区管理试点，并在全区推开。2009年3月，在基层4个社团组织的倡议和申请下，无锡市第一家社区自治管理协会在北塘率先成立。     

对当前公共租赁住房社区管理的相关思考

公租房正逐渐成为各地重点推进的保障性住房。由于主要面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公共租赁住房与以往的出租型保障性住房(廉租住房)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其覆盖的群体数量更大。当前,公共租赁住房社区正在成为城市新兴社区,该类社区主要集中了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其社区管理对于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与一般城市社区相比,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并不能完全套用现有城市社区管理方     

重庆公共租赁住房社区管理的国内外借鉴

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社区管理工作开展得较早,已形成成熟的社区管理模式。我国社区管理工作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各地已涌现出一些独特模式。就公共租赁住房社区而言,国外没有单独的类似社区的划分,是将其融于城市社区进行统一管理;国内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刚刚起步,未形成完善的公共租赁住房社区管理模式。因此,笔者从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和个别地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管理(含房屋管理)相关方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国外社区管理模式国外社区管理代表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     

张明亮直面社区民主

记者:民主、民主、上个世纪初精英人士突破重重阻力喊出了这个口号。80多年过去了,精英人士的呐喊在农村这个社会文明传播、发展相对缓慢的地方得到更多,更具体的体现,而文明、文化传播较快的城市却相对滞后,请问张司长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在城市基层推行民生、实行居民自治应该说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是时代的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扩大基层民主、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居委会组织法》明确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现在推进城市社区建设,居民自治也是重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的基层民主经验住城市社区建设中值得借鉴。     

长沙市天心区：探素社区公共服务新模式

近日，长沙市天心区白沙井社区公共服务站正式挂牌，这是天心区首个挂牌的服务站。服务站成立之后，天心区将社区的公共服务职能和行政性事务从社区居委会分离出来，居委会重新回归居民自治。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城市高密度人口分布下的社区建设——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口高密度分布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城区人口密度过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的主要因素，给居民生命安全、公共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便利性带来负面效应。科学化与人性化人口密度干预是治理高密度人口问题的理性策略，如“跳出”社区视野，在城市“一盘棋”中均衡人口布局，在社区建设中，通过社区更新改造，增强人口承载能力，通过建构便利舒适人居环境，提升社区生活质量。     

国外社区管理模式比较

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到现代大多已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在社区管理上有许多新的理论发现和实践总结。其中,较为突出的概括起来有三种:以欧美为代表的自治型管理模式;以中国近邻的日本为代表的混合型管理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行政主导型管理模式。了解和研析这些国家的社区建设与管理模式,特别是自治模     

基于日常生活视角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使用研究——以重庆市礼嘉街道嘉和社区为例

城镇化进程蚕食乡村地区所引发的传统居住空间变迁,使城市边缘区的农转非社区面临社会空间重构。这类社区的公共空间完全按照城市居住景观来修建,但居民延续了很多农村原有的生活习惯与社区文化,与周边城市在空间上的同质化和社区居民与“城里人”的异质性导致按城市住区景观设计的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与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不适配。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农转非社区的形成、社会异质性与空间同质化特征,并梳理了国内外异质社区公共空间适配性的相关研究;其次,基于对重庆市嘉和社区的田野调研,从公共空间属性与使用两个层面,分析了农转非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特征与公共空间的运行机制,评析了各项公共空间资源配置与利用率、聚集性以及活动类型之间的适配关系,探讨了影响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配置与设计与居民日常活动需求失衡的原因,为国内农转非社区更新,尤其是农转非社区公共空间质量的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