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意蕴——《佛学与儒学》读后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问题。至隋唐南禅宗的产生,这一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赖永海先生所著《佛学与儒学》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两种文化思想的根本异同、相互影响和历史衍变。本文只就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概...     

佛学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学

佛学对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佛学为科学史学提供宝贵的史料;佛学蕴含着科学史学的新主题;佛学对当代中国科学史学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等。佛学不但可以为科学史学提供独特视角,而且在科学史研究中介入佛学视角,也会促进世人对佛学、佛教,尤其是它们与科学关系的深入理解。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重玄”学：超越魏晋玄学的道家哲学

以双重否定为特征的＂重玄＂思想，是继魏晋玄学之后兴起的道家哲学。它虽继承了魏晋玄学＂辩名析理＂的思维方法，在本体论上却是对魏晋玄学的扬弃和超越。＂重玄＂学的形成和发展与佛学有密切的关系，是佛学特别是中观学派与道家思想之间的一个纽结。隋代和唐初，＂重玄＂思想成为一股时代思潮，最终结束了魏晋玄学，而出现＂重玄＂学与佛学并行的思想文化格局。因此，研究＂重玄＂学有着两重意义：既可以进一步了解魏晋玄学如何按自身的逻辑向否定自身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揭示佛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深层特点。     

中国佛学精神嬗变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中国佛学关于入世之中追求出世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源于西方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历程中同样面临着佛学当初进入中国的处境。佛学十分注意外来文化本土环境适应的重要性,其一方面注重依附统治阶级和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不断地改造自己并努力调和与儒道学说的关系,极力证明佛学与儒道学说在根本宗旨上的一致性,直至真正融入中国本土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从佛学的中国式成功嬗变和精神内涵改造经验得到很好的启示。     

隋唐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其学术影响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汉代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走向。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是三教各自的发展与三教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而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也是隋唐帝国强盛的文化表现;其本身又对隋唐的儒学、佛学和道学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唐宋之际形成绵延千年之久的三教合一思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佛学经世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完成救亡启蒙、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建构起了一个庞大驳杂的思想体系，佛学经世思想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佛学经世思想，就是改造和利用佛学理论来救世、救民和救学，使佛学由往生来世的外在超越和即心是佛的内在超越，转变成为救亡图存、自度度人和学习西方的经世武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佛学经世思想具有爱国性、进步性和启蒙性，但对其负面效应亦不可忽视。     

太虚大师论佛学与科学的关系

在当代欧美学术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即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去解读佛教,或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探测佛教精神训练的神经生理机制。近年来,欧美学术界的这种风潮,也传入到中国学术界,并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现代化的一种方向。因此,在当代中国的佛教研究中,如何正确看待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学术界的佛学科学化研究,是基于西方哲学与科学立场的,或者说是非佛教本位的。在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佛学与科学的关系,尤其是基于中国传统佛教的立场,去处理这种关系,是十分关键的。太虚法师是中国佛教界较早开始思考佛学与科学关系的人,而他的见解,对于今天佛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佛学的俗用

佛学自东传中土就开始其永未消歇的俗用过程,俗用使佛学走向民间,使佛教教义与民间风俗相联,为重构中国文化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俗用佛学与寺院佛学是并行互补的两个方向,前者重效行,后者重经义,反映出人们信仰追求的不同层面。从佛学俗用的趋向看,主要有俗信与迷信两条路径,它们互有联系与离异。     

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的贡献

本文从佛经翻译、佛学研究、佛学实践几方面阐述了新罗僧侣对唐代佛教文化的贡献，意在说明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虽然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佛教文化交流是从中国的输出开始，但其后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趋向。     

吕澄是谁?——汉语佛学界最严重的遗忘

吕澄是20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主要奠基者。他在佛经版本及辨伪、印度原典的研究与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中国佛学、西藏佛学、印度佛教史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和成就,而且对中国近代佛学教育事业、佛学人才培养以及佛经出版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吕澄还是学术和信仰兼备的佛学者,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在学术史、思想史和信仰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吕澄的学术成就不但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还应该引起佛教界的充分重视,以便建设符合真正佛教信仰的佛学。     

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新走向

中国近代佛教文化事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走向。其典型特征是过去那种简单落后的佛教传播方式被各种新型佛教传播方式所代替。具体表现为刻经处的建立、佛学院的创办、佛学刊物的印制以及新式佛学研究的盛行。     

汉魏六朝佛经在汉语研究中的价值

汉代,佛教随着中西交通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佛经翻译事业的兴起。现存材料证明,在桓灵之世就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其后译经者辈出,象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都翻译了大量佛经,十分著名。东晋以后,翻译大家更多,译经的水平和规模也更大,许多经文都长达数十卷。历来研究佛学的专家多肯定东晋以后的译经,如方立天先生说:“直到道安的时候,我国的佛教徒对印度佛学还是处在生吞活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佛学中的辩证思维

佛学是一个智慧宝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原始佛学是佛学的母体,原始佛学理论中的因果论和“迁流”观,蕴含着辩证思维的内容,对后世佛学影响极大;中观佛学是佛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空观论、八不说和二谛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思辨性很强;中国佛学以“法界缘起”说和“顿悟”说为代表,它们继承了印度佛学善于思辩的传统,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     

论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在中韩佛教交流史上,中国佛教对韩国佛教的影响非常突出,但是,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大批韩国来华僧人在帮助中国佛教界翻译和抄写佛经,丰富中国佛学宝库;明辨佛经义理,完善中国佛学体系;保存佛学典籍,振兴中国佛学宗派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韩佛教交流的双向特征,充分肯定韩国僧人对中国佛教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近代佛学思想家杨文会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研究近代佛学和它的著名代表人物,应当是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佛教的中兴之祖”的杨文会,就曾经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所以,了解杨文会的事迹和他的佛学思想,对剖析当时思想界的变化,无疑是有益的。     

魏晋风度与禅意突破

魏晋风度是一个长期为人们咀嚼又咀嚼,而仍感其含义深远,味醇香浓的话题。谁也不否认,中国文人的心灵发现和绰约丰姿,正是在那个极为动荡不安的时代开始得到充分显露的。而其中起推波逐澜作用的文化动因,竞是来自莫测高深的玄学和佛学的无穷奥秘。这一观象本身就足够后世的文人回味无穷。然而,如果佛学仅只是佛学。那么不仅佛学仍属印度文化的变异,而且也不可能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本质机制,平衡中国士大夫相悖的矛盾心态。只有当禅意得到了突破,中国本土的儒道才可能与之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