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咏怀诗》中的鸟意象

阮籍《咏怀诗》中的鸟意象,不仅描绘着着诗人孤独无依的凄凉,同时也构筑着诗人遗世独立的理想世界,传达着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鸟意象既是诗人内心的挣扎、向往和反抗的写照。也是整个时代有着忧世情怀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悲情色彩,诗人借助孤独之鸟、高洁之鸟与卑微之鸟的不同意象进行了隐晦的传达。     

唐诗宋词中的“红楼“意象与《红楼梦》意境述论

唐诗宋词中有不少的"红楼"诗词,这些诗词中的"红楼"意象内涵丰富,尤其"红楼"意象中鲜明而浓郁的悲情美与<红楼梦>凄迷的悲情意境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曹雪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介入"到了唐诗宋词的解读,自觉地将唐诗宋词中"红楼"意象所涵括的各种意态情志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更有助于形成<红楼梦>诗化的意境与风格.     

On Holographic Characters in Shi Tiesheng＇s Novels

史铁生小说中的人物既是自成一界的特定符号,是性格人、命运人,存在人、意象人,是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接通寄予着作者关于命运与存在的思考;也是自由无界泛化的＂X＂,是显现＂我＂之＂印象＂的印象人,能于＂我＂之印象中悉见世界,是携带生命消息、息息相通的生命全息体。从而,一方面促成主题的复调,文本的敞开、叙事的解放;另一方面,全息也只是＂我＂的印象,是浩渺消息之一种,体现了作者认知的深刻与悖论。而其＂反中心人物＂的符号手法也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确定,缺少心理细节与动作情节的细织密缀,而显得意念化静态化。人物是特定的符号？还是无限填充作者意念的X？或是＂符号＋X＂的有机体？这或许是任何一种先锋写作都应思考的界限问题。     

陶渊明与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文化建构

陶渊明之前的中国古典文学中,＂菊花＂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文学意象。到了陶渊明这里,＂菊＂成了一个特立的审美意象。之后,＂菊花＂逐步形成了习用的文学意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之＂菊花＂意象的建构过程中,陶渊明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一是＂菊＂的南方诗学意象建构;二是＂菊＂的田园旨趣美学建构;三是＂菊＂的隐逸象征系统建构;四是＂菊＂的重阳话语建构。陶渊明与菊意象形成了一种符号化和被符号化的关系。     

“意象”与“深度意象”之辩：基于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

意象派诗歌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开路先锋,代表人物主要有：庞德、H.D.罗厄尔等。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主要强调意象和＂意象并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伯特·勃莱、詹姆斯·赖特等把意象派诗歌发展成深度意象派诗歌,无论是诗歌理论或是诗歌创作实践,他们在对待诗歌＂意象＂上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有着一定的差异;他们也强调诗歌的意象,但认为深度意象是对无意识的开掘,强调意象的跳跃和比喻的转换。通过从定义和概念、哲学基础、文化来源以及创作实践四个方面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意象派诗歌和深度意象派诗歌在＂意象＂处理上的差异。     

碧梧翠竹 以类相从——桐竹关系考论

梧桐与竹分别为凤凰的栖止之所与食物。桐、竹在现实应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着更为广泛的并联。桐、竹是弦乐与管乐的代称;桐孙、竹孙是生殖崇拜之物;桐杖、竹杖是母丧、父丧所持之杖;梧、竹是祝寿词中的常见意象。桐竹是＂比德＂意象,具有风神俊朗、节操高直的复合内涵,体现出＂清＂、＂贞＂和合的特点。元代以后,梧竹成为绘画的重要题材,体现文人的笔墨意趣、人格襟怀。宋代以后,梧竹是私家园林的常见景点,其清幽之境是文人对俗世的对抗与超越。梧竹不仅是文学意象,也是文化符号。     

“道”与“器”——论中国画意象表现的构成要素

意象表现,可以说是中国绘画的本质特征。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刘勰、石涛等人的艺术观皆对中国绘画的意象表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中国画所用的工具材料也成就了中国画写意语式的完美表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中有所谓＂道＂＂器＂之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托物寄情的人文情怀可谓中国绘画之＂道＂,而中国画所利用的工具材料正是盛载中国文化之道的最佳之＂器＂。     

诗性翅膀的律动——评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诗歌《荒原》的文体特征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以颠覆性的诗歌语言表达着知识分子在痛苦中挣扎和寻求出路的努力。该诗意象错乱繁杂,语句形式违背一般诗作规范,但是,作者通过三种艺术手法——意象结构之动势、艺术变形和音乐化处理,创造出＂无形＂中有形、＂散乱＂中有序的节奏感;词与词之间、意象与意象之间,以诗性语言构成律动的翅膀,产生分合有致、动静相宜的美感。     

读冯至《北游》

冯至<北游>以独特的意象和悲情的笔调展示了"我"之真实的精神内面,描绘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的真实素描,具有很强的立体感和现实感,勾勒了一位为寻求自我之复杂而深刻的行客形象.     

浅析唐诗中的“别鹤”意象

中国古代对鹤的描写始于鹤鸣,先秦文献记载认为鹤鸣有求友引朋之意。后来蔡邕的《琴操》与鹤意象相结合,形成了表达夫妻分离的“别鹤”意象。唐代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便利的交通使诗人离别逐渐常态化,唐诗中“别鹤”意象过渡为友人离别。唐代诗人整体更积极入世,被贬谪的情况也更常见,使诗歌的情感在传统离别之情外增添了知识分子“仕”和“隐”的人生抉择之苦,深化了别鹤意象。文人们敏感地在“羁鹤”与“困士”中建立同构对应关系,逐渐形成了鹤悲情结。文人在鹤悲情结中产生了对生命的喟叹,对命运无常的拷问和对生命有限性与追求的无限性之矛盾的思索,让诗歌中的鹤悲情结上升到哲学高度。     

宋词中“梧桐”意象的情感意蕴

意象是融入主观情志的客观物象,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重要构件。＂梧桐＂作为宋代词人笔下重要的植物意象,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审美内涵。本文拟从意象组合角度,探讨宋词中＂梧桐＂这一意象所体现的情感意蕴。     

《诗》之桑

《诗经》中的＂桑＂具有多种意象,它所蕴含的比喻意义内容非常丰富。对《诗经》所有包含有＂桑＂这一意象的诗篇,即情爱诗和讽喻诗中＂桑＂的具体意象进行分析,认为＂桑文化＂不仅与女性化人文意象有关,还具有它独特的文学意义。《诗经》中这么多与桑有关的诗篇,表明＂桑文化＂是商周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从宋词“帘幕”意象看宋代词人的文化心理

宋词中有很多的意象＂,帘幕＂是其中之一。虽然学术界对该意象的内涵有很多的探讨,但是把该意象和宋代文化心理进行联系的却很少。本文在探讨＂帘幕＂阻隔意象的同时,重点探讨该意象所反映的宋代词人自闭、自怜的文化心理。     

童话意象与独特抗衡──对郭风散文意象的一种解读

郭风的散文创造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美丽动人的意象。这种意象是纯洁美丽的，又是明朗晓畅的。这些意象营造出一个美丽纯真的童话世界，属于一种繁富型意象。郭风创造这种意象，或是以美抗丑、以乐抗苦，以真抗假，或是以纯真的童稚同严峻的衰老抗衡，或是以超凡脱俗与粗陋的世俗相抗衡。这种独特的抗衡方式，或许正是郭风散文意象母题深层意义之所在。     

腹有诗书酿美文

太空中的天籁之声 1969年,美国宇航员登月返回时,竟意外地＂听＂到了天籁之声。那是地球发出的＂刺啦刺啦＂声,如同撕心裂肺般的＂哭泣＂。后来,欧洲航天局发射的卫星在太空中又录下了地球的＂尖叫＂声。而今,各国卫星录下的“地球之声”已经有了1万多条，而且它们往往与极光同时产生。     

后殖民视角下的典籍英译

随着文化因素在翻译中介入的加深,文化意象的传递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作为译者,所要承担的职责也渐变为译作中尽可能完整的保留原作蕴涵的文化质素。但在我们的译本中,文化意象的流失所反映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或是译者有意,或是一时大意。在本文中,以两个《红楼梦》的英译本为例,运用后殖民理论,透视它们在文化意象的传递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背后所隐藏的主导原因。     

相爱与永诀：《聊斋志异》婚恋小说的人生悲情和审美指向

《聊斋志异》中“相爱一永诀”型爱情篇章大致可分为不容于世、人鬼殊途、爱而失望、弃世求仙和缘满离去五种，从中蕴含了作者对人间爱情的叹息。“相爱而永诀”的情节悖逆实质上透露了蒲松龄心底挥之不去的人生悲情和矛盾困惑：自然感性生命与理性的冲突，人世与出世的矛盾，爱与爱的幻灭的矛盾等等。而其对悲剧结局的艺术处理却是充分诗意化的。     

从认知语言方法论的角度看文化意象翻译

认知语言学方法论包含三个表征：＂经验观＂、＂突出观＂和＂注意观＂。以此为视角,探讨作为文化符号的意象翻译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在意象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体验,在译语中构建有利于读者理解的意象;还应重视原语意象信息的突出程度,在译语中做出相应的处理;也应该侧重意象的特质意义的表现,引导译语读者对特质信息的注意。文化意象翻译应该是动态的、合理的以及协调的操作过程。     

诠释生命的“曼荼罗”之舞——析帕特里克·怀特的小说《坚实的曼荼罗》

《坚实的曼荼罗》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力作。＂曼荼罗＂之舞是该小说的核心意象,主人公亚瑟正是通过跳＂曼荼罗＂之舞诠释了他生命的意义。文章从＂曼荼罗＂意象和亚瑟＂曼荼罗＂之舞的象征意蕴入手,分析亚瑟与其他小说人物如达尔西、波尔特太太和瓦尔多等人的关系,揭示小说主题。     

品读中西文化 审视异样之美——中英悼亡诗之美学比较

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中英悼亡诗对爱妻之亡故的态度和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具有不同的审美取向。中方视其为永诀,格调大多悲戚;英方视其为新生,彼世乐土再相聚,故悲中有慰。中方侧重伦理,爱妻之亡故彰显其善和大义,悼亡意象多贴近生活;英方侧重审美,主要凸显爱妻之貌美才美,多是想象性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