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禅宗美学的重要范畴

游"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极重要而又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总是与人学思想有着血脉相关的联系，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指出：中国文化特征是"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1]中国美学的实质，乃是为了探寻使人美的生活与生存如何成为艺术似的审美创造，它是从一个特殊的层面、特殊的角度，来体现中国人对人生的思考和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努力，体现着他们对于人的生存意义、存在价值与人生境界的思考和追寻。而我们以为，这一特质是深契于美学的根本精神的。美学在其实质上…     

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边缘人”代表——霍尔顿

二战后初期,对主流社会逃避性的流浪、漂泊成了美国文学中一种十分风行的文学主题,这一主题典型地展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作品的主人公“幼稚”而决绝的叛逆行动中,这一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些青年人,他们有着旺盛的青春与活力,但他们却拒绝把自己年轻的生命融汇于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约束、导向之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置身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以一种孤独的漂泊和对个体感性价值的推祟、肯定,与主流价值观念相离相弃,这使美国文学中又增添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边缘人”。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     

“女儿国”里的文化精神─—菲华女作家作品管窥

本文探索了菲华女作家作品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她们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文化的自省精神；同时提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他者”文化形象问题，认为这些形象是经过另一种文化的过滤和折光，同他们本民族所创造的同类形象有区别，这是不同民族文化艺术的一种“对话”。对这些“他者”形象的关注和研究，既有助于认识自己，也有助于我们考察各国各种文学领域中的形象表现。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新”与“后”

从1989年开始，京沪一些中青年评论家就指出，随着文学的历史转变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前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了，“后新时期”的文学阶段已经开始。就作品来比较，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发展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从审美品格上看，“前新”文学是一种呐喊、控诉、抗争的文学，形成了创作上的“喷井现象”和接受上的轰动效应。《我应该怎么办》、《乔厂长上任记》、《人啊人》……这类题目，足以使作者和读者一齐兴奋；而“后新”文学则变得冷静、冷峻乃至冷漠起来：《一地鸡毛》的琐碎、烦厌，《懒得离婚》、《不谈爱情》的疲沓、无可奈何，…     

心理学的影响与“五四”小说的变革

心理学对于"五四"小说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影响。"五四"小说借助于心理学的影响,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这形成了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文化环境的变革和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心理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心理学为"五四"作家提供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加深了"五四"小说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度,促成了以情感抒发和心理显示为主要追求的"心理小说"写法的大量出现。其次,心理学帮助作家去深入探讨人的深层心灵活动,使他们可以借助心理学知识,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世界,对人的心理世界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探求,从而能够塑造出具有现代人精神深度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五四"小说作为"人的文学"的内涵。再次,心理学促进了作家对小说性质和特点的理解,推动他们对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述技巧和描写手法等艺术方法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形成了小说艺术模式的全面变革。第四,心理学帮助作家深化了对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理解,为"五四"小说借鉴外来新潮小说艺术从而实现中国小说艺术模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路上”

恨不能“在路上” 又有一个学生在网上给我留言。希望我在课堂上讲一讲《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著,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和“垮掉的一代”,虽然他也承认并没有看过这本书或是任何其他“垮掉的一代”作家的作品。多年以来,数不清的中国大学生把《在路上》和《麦田守望者》放在自己的必读书单上,但却迟迟提不起精神去读它们,直到大学毕业,直到不再年轻。《在路上》和《麦田守望者》好像是他们青春冲动的一种象征,虽在心底萌动,但并没有真正开始就悄悄结束了。     

《蝇王》:“日神”与“酒神”的人性冲突

为揭示人性恶这一主题,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精心营造了一个观察人类本性的理想环境。在这里,人性的善恶借助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艺术冲突得以充分展现。这里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是按照小说中拉尔夫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进行的二分法,而是两种精神在同属某个角色基础上的冲突和较量。     

论李白《古风》艺术的“复古”与“创革”

本文围绕《古风五十九首》这一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重要作品,探讨从魏晋时期的拟代传统到盛唐时期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形成的必然性。从《古风五十九首》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阐述李白《古风》之“复古”追求与“创革”精神的重要联系,说明了《古风》在倾“世道大乱”之诉求和求“深沉含蓄、浅酌低吟之美”之间的艺术关系,指出了《古风五十九首》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     

企业发展 谨防“陷阱”

吴晓波根据瀛海威、秦池、爱多、巨人等一些大公司从盛到衰的经历，撰写了《大败局》一书。他认为，在过去20年中国企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安而至今没有化解掉的二律悖反：企业的竞争与市场的进一步繁荣似乎总以秩序的进一步沦丧为代价。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之所以走向失败，有着各自的原由，可一个几乎共同的现象是：他们都是一个道德秩序混乱年代的受害者，同时，他们又曾是这种混乱的制造者之一。     

《“献给现实的蟠桃”——郭沫若历史剧论稿》序

历史是复杂的,文学是复杂的,因而作家与作品也是复杂的。不仅思想的内容与艺术的风格各不相同,而且所起的历史作用也很难用一个框框来套。但大致说来,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与作品,却又不外两种主要的类型;一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叫人百读不厌,始终能够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和艺术上的享受.杜甫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 Q 正传》以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另一种是思想上还不够那么深刻,艺术上也还不够那么十全十美,可是,它们却有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具有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象惊雷一样地唤醒了一个时代,象暴雨一样地清洗了一个时代,它们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号召,因而它们和它们的时代一道,取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卢梭的《爱弥儿》和《忏悔录》、雨果的《欧那尼》和《克伦威尔》、席勒的《强盗》、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都是这样     

高中语文课文“延宕艺术”的运用

延宕艺术,是指在叙事作品中,为了加强读者对作品表现对象的感受,有意延缓叙事进程的一种手法。高中语文有许多文章都运用了延宕艺术。恰当地运用延宕艺术,不仅能丰富人物形象、展示人物心灵,更能深刻地表达作品的主题。一、通过延宕艺术,丰富人物形象《明湖居听书》这篇课文,以描摹生动而素为人所称道。白妞说书的技艺,通过作者巧妙地应用比喻,而使人感觉“三月不知肉味”。其实在这之前作者就巧妙地运用延宕艺术的手法,为下文正面写白妞做了铺垫。明湖居听书人们慕名而来,听的就是白妞说书,所以才九点多人们便“赶忙”去明湖居…     

论艺术鉴赏中的个人创造——兼议接受美学的得失

一艺术鉴赏是艺术联系社会,参与社会合力的环节。艺术家的积极创造总是包含一定的社会目的的,艺术家从事创作不是为了藏之名山,而是为了传世,影响人的精神、改良人的精神,进而推动人的生活实践。因此,艺术价值的最终实现需要读者和观众的鉴赏,实现艺术对人的精神的掌握;因而一部作品拥有的读者、观众的数量便是检验衡量该作品价值的一个有说服力的标志。因而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艺术鉴赏给予了非同寻常的重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这个问题。在艺术鉴赏者队伍中,少数成员因优越的个人条件、高超的鉴赏水平及对艺术审美因素的敏感而脱     

《中国文化概论》课在民族精神教育中的作用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思想、言论、行为的一种物化形态。《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作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必修课，在激发他们报效祖国的主体精神、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优秀品格、引导学生克己奉公的价值取向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论冯内古特的艺术观

《猫的摇篮》与《冠军早餐》这两部作品,对于冯内古特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冯内古特对自己的艺术美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冯内古特自成体系的美学观,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重的影响。拟结合这两部作品,从美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力图廓清冯内古特的艺术观。冯内古特对美学和艺术功用的思索,体现了他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     

动荡时代的忧郁人生──论西欧文学中的“世纪儿”形象

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西欧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描写“世纪儿”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歌德的《少年维持的烦恼》、复多布里昂的《勒内》、塞南古的《奥培曼》、贡斯当的《阿道尔夫》、缓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以及拜伦的喘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有着相似的病态性格，他们往往被忧郁迷们的情绪所困扰而难以自拔。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曾经指出：“十九世纪早期的忧郁是一种病，这种病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一场由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的瘟疫，就象中世纪常常传遍整个欧洲的那次宗教狂热一…     

从“唐韵”到“宋调”:江西诗派对中国美学传统的改变

江西诗派几乎改变了中国美学中的艺术传统.本来,单纯的艺术因素在中国诗歌中并不占据首要位置,但由于黄庭坚等人以“点铁成金”为纲领的江西诗论的影响,宋代之后中国诗歌的艺术逐渐自觉追求一种基于文化素养和睿智思力之上的艺术美.这种艺术美代表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独特艺术品味,这就是与“唐韵”不同的“宋调”.     

清前中期进京效力西洋“技艺之人”荐举方式之嬗变

在清代前中期的顺治至嘉庆朝，有一批来自西方的科学家、技师和艺术家(被称为“技艺之人”)获准为清廷效力。他们进京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式，推荐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把他们推荐给中国皇帝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已供职于廷的西洋人，二是广东督、抚。这两条推荐途径交替发挥主要作用，最后发展到只能由两广总督奏报。就推荐方式而言，广东督、抚只有奏报这一种，供职于廷的西洋人主要以奏章形式推荐，有时也会利用在皇帝身边的有利条件进行口头推荐。因清廷缺乏引进西方科技艺术的动力，加之进京效力西洋人几乎是清一色天主教传教士，清代前中期的西洋人才引进经历了一个从积极招徕到限制再到最后停止的变化过程。     

顽童的恶作剧

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办的"历史之路——威尼斯双年展与中国当代艺术20年"群展上,81年生的年轻艺术家李青用他的新作《街头霸王之历史街区》,跟另外1 9位前辈级的参展艺术家开了个意味深长的玩笑:张晓刚、周春芽这些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标志面孔,出现在了风靡全球的电子游戏"街头霸王"的场景中,伴随他们的,还有每个人的一件代表性作品作为道具或人物. "一种戏说和隐喻,"李青对此十分坦诚,"‘街头霸王’的角色隐喻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和处境,体现了他们的艺术与中国现实和来自西方的想象这两方面的碰撞、交流或交锋.这件作品是一次用个人游戏化的方式完成的对历史的注解."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